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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转让:立法变迁和实务回应 　　目前，学术界关于抵押物转让制度的研究一直围绕着平衡抵押人、抵押权人、受让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实现“物尽其用”的社会价值目标而展开。学术界关于抵押物转让制度的设计集中体现在两种方案上：一种是力主追及效力模式，另一种是力主转让价金物上代位模式。关于此两种模式的利弊分析，以及我国法上关于抵押物转让的立法变迁，学者多有论述，在此不赘。但是，既有的研究都忽视了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抵押物转让中的作用，毕竟抵押物所有权的转让需要到登记机构完成过户登记，那么登记机构对抵押物上的负担抵押权如何处置呢？当然，这里的抵押物转让主要是围绕不动产抵押权展开，且也是办理了登记的抵押权。本文探讨的抵押物也严格限定为办了登记的不动产，主要是房屋。 一、抵押物转让的立法变迁 关于抵押物转让的法律规定，我国立法经历了前后变迁，以保护抵押权人利益为视角，多数论者认为，1988年《民通意见》第115条采纳的是抵押权人同意主义的立法模式，《民通意见》第115条规定：“抵押物如由抵押人自己占有并负责保管，在抵押期间，非经债权人同意，抵押人将同一抵押物转让他人，或者就抵押物价值已设置抵押部分再作抵押的，其行为无效。”1995年《担保法》第49条采纳的是以价金物上代位为主导的立法模式，《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