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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的一党制和官僚制度 埃内斯特·曼德尔(1988年10月) 　　这是作者给1988年10月10日-13日在联邦德国召开的「布哈林著作国际多科性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 　　（一） 　　在一党制下，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在党内反映出来。在苏联20年代的争论中，对苏联经济进一步发展来说什么是中心问题呢？这不是经济政策的方案问题，不是工农联盟问题，不是工业化速度问题，也不是苏联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毫无疑问的都处于口头和书面争论的中心位置。但是，如果我们用历史回顾的眼光来研究这些争论，那就会清楚地看出，所有这些争吵的问题都被另一个问题遮盖住了。这就是苏联在政治上行使权力的具体形式问题，也就是官僚制度问题以及和它紧密相联的苏联本身的内部结构问题。　　取消苏维埃民主，取消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动性，与此相联系，取消苏联的民主（虽然在这方面进展得比较缓慢，目前官方资料承认，这最迟是1924年以来的事），这是产生斯大林专政及其一切灾难性后果的直接原因。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同样很清楚的，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首先不是一种心理（个人或社会心理）现象，不能归咎于偏执狂、恶习、命令作风、顺应时势、教条主义等等，不管这些伴随而来的现象多么重要。实际上，这里谈的是由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代表特殊社会利益和维护特权（权力垄断，以支配社会剩余产品为手段，以便保证和扩大特权）的官僚而行使权力（首先是国家权力）的问题。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为付出了千百万人生命的变革作辩护的解释。　　斯大林官僚专政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走向法国大革命中的热月和波拿巴主义的类似的现象。这是一种政治反革命，但却没有取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成就。这不是意味着它只是在社会的上层建筑起作用。这也不能被看作就是法国的热月。　　此外，很少人知道，列宁在逝世前明确地肯定了有发生苏维埃热月的可能性。即使在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以后（《改革》，1987年），苏联的“革命”也必须与19世纪法国革命，与1830年、1848年和1870年作比较。这种政治革命显然是以先行的政治反革命即热月为先决条件的。　　恰恰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政治上的权力结构（行使权力的形式、方式和方法）要比在资产阶级革命后重要得多。布哈林本人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强调这一点。国家把巨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仅拥有对大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所有权，而且也拥有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权。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任何社会，都是支配剩余产品的社会力量（阶级、阶级派别、阶层）控制着整个社会。国有化财产和国有化剩余产品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的问题：谁支配国家？谁，什么样的具体集团在实际上行使国家权力？　　2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发展，它的政策和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证实了这种分析的正确性。斯大林及其派别和官僚所以能够很快实现从新经济政策向仓促进行的工业化、强迫推行的集体化的过渡，把向世界市场日益发展的整体经济变成带有明显特点的自给自足经济，是因为他们支配了权力。有人认为，他们基本上代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定的发展战略，一定的经济政策，这是一种十分不幸的误解。他们的动机首先要用他们是在保卫和建立自己的特权，是在保卫和建立他们的被掩盖着的政治上的权力垄断来解释。只有立足于这种认识，才能理解1924年和1953年之间斯大林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转变。　　因此，当布哈林同斯大林联合起来（第一次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后来又反对他们）反对左翼反对派时，他已犯了灾难性的错误，为此他最终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他这样做出于真诚的信念，即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的危险在于反对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事实上是否错误，在这里用不着详细研究。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1928年以后的经济政策（连布哈林自己的主张也受到了批判），同反对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灾难性。而且人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证明，反对派从1923年起就着重强调苏维埃民主和党内民主的问题。在这方面，只要指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新方针》（1923年）就足够 了。布哈林对实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是十分明显的。 　　（二） 　　对于象布哈林这样的如此有教养的、聪明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错误的估计也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揭示。我们在他1923—1928年时期的言论中可以确认他对待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官僚主义蜕变危险的态度上发生了极其明显的向后转。　　在1918—1922年期间的著作中，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坚持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这种观点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述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中所接受并进一步完善的。这种观点明确地认识到，通过工人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