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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司法化 　　作者简介：原方正（1988—），男，汉族，河南鲁山人，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摘要：罪刑法定虽然是当代刑法学的一个老话题，但对于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及人权保障问题，仍值得探讨和研究的。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规定了类推制度。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中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除了类推制度的司法适用。由此，罪刑法定的司法适用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才得以展开。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不断提高，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各种疑难刑事案件也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人民的民主思想和司法独立思想也不断加强，由此，罪刑法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现实中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也存在诸多问题，而且亟待解决。 关键词：罪刑法定；司法化；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并非新鲜的概念，我国学者在《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观念障碍与立法缺陷》一著作中提到了“罪刑法定司法化”一词。此著作虽然未对罪刑法定司法化的概念作出定义，但作者论道：“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仅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预案，刑事司法才是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最终实现的根本保障。”①这一论断的含义似乎是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就是指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最终得以实现。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只有法律才能规定犯罪与刑罚，只有代刻良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有这个权力，任何司法官员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过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是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司法官员都不能以热忱或者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公民的刑罚”。②贝卡里亚虽然提出了罪刑法定的概念但仍没有明确提出罪刑法定这一法律原则。费尔巴哈在1801年的刑法教科书中，用拉丁文对罪刑法定主义作了以下表述： nulla poena sine lege （无法律则无刑罚），nulla poena sine crime （无犯罪则无刑罚），nullum crimen sine legali （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③也正是费尔巴哈把罪刑法定从一种思想转换成了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以公正与效率为价值追求的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司法体制。基于1979年刑法的类推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相悖，自罪刑法定原则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确立以来，围绕着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中规定了诸多的条款与之相配套。从而以使得罪刑法定原则的功能得到较大的体现，也更利于保护公民的法益。罪刑法定的含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97刑法实施以来也衍生出了诸多问题，例如刑法改革的侧重点问题，对于类推定罪的否定，刑期折抵的立法完善等等。具体内容如下： （一）刑法改革的侧重点问题 刑法的发展涉及诸多内容，但主要是刑法内容和技术的改进，一些重要问题的重大变革才称得上是改革。刑法的与时俱进固然要顾及改革与改进，但需要重点改革的问题乃重中之重。现阶段而言，我国刑法的改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死刑制度的改革。刑法修正（八）已经废除了13项死刑罪名，但我国现行刑法依然还有47个条文设置了67种死刑罪名，这或许是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之需要，但废除死刑已是人类发展的趋势。（2）司法独立的改革。虽然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了司法独立，但目前为止司法实践当中却并未能够真正的贯彻实施，行政机关对于司法权的干涉屡见不鲜，这严重影响了刑法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人权的保证。（3）人权保障的改革。死刑制度的改革当然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然除此之外，对于人权保障的刑法改革还有若干，比如保安处分制度尤其是劳动教养制度应以立法的形式纳入刑法，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以及更加突出刑法的人性化设置等。 （二）对于类推定罪的否定 类推定罪的原则源于荀子所说的“有法以法行，无法以类举” 。我国97年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禁止类推所禁止的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有可能造成的侵犯或者侵犯威胁。其中所真正禁止的并不是作为思维方法和法律解释方法的类推，或者说不是实践层面的类推，而是附随在类推之上的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可能侵害以及侵害威胁。我国刑法已铭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任何类推定罪的案件都应该予以否定，这也是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 （三）刑期折抵的立法问题 我国刑期折抵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刑法典，附属刑法和司法解释三个方面。从刑法典关于刑期折抵的规定来看，具体是指199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