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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生态启蒙运动三大转向 　　摘 要：新世纪召唤生态启蒙运动的原因是“理性启蒙”导致的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及社会问题。在生态启蒙运动中，存在着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到“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从机械论世界图景到有机论世界图景、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的三大转向。解读生态启蒙运动的三大转向，是实现生态启蒙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理性启蒙”；生态启蒙；价值；理性；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57-03 “理性启蒙”运动曾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它融和了技术、知识和权力，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存条件。但是，由于“理性启蒙”运动过度强调理性与科学技术，最终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面。生态危机就是这种“现代性”的最大反面例证。可以说，“理性启蒙”运动在将人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在地球上播撒着灾难。“启蒙已经变成某种否定性的和毁灭性的东西。”[1] 为此，德国学者乌尔希里·贝克提出有必要对“理性启蒙”进行反思，呼唤生态启蒙。他认为生态启蒙是“启蒙的启蒙，它将自己的利刃磨得更为锋利，对第一次启蒙的苛求与普遍主义进行鞭挞，并在这种意义上成为第二次启蒙”。[2]纵观国内外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实现生态启蒙的成功转向，存在着对价值、知识、理性认知的三个方面的转向。 一、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到“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启蒙的价值转向 价值理念形成人类生产活动的“内核”。在人类各种不同的实践方式中，价值理念驱使人的实践活动沿着特定的指向具体展开。“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中心”思想的两种不同形式，展示了人类不同的价值诉求。自“理性启蒙”运动以降，人类实现了由价值边缘到价值中心的转变。这种转变固然可喜，不幸的是这种建立在近现代工业文明凝固化体制上的所谓“人类中心”实则蜕变成一种“人类沙文主义”和“人类征服主义”。人类由价值边缘走向价值中心的同时，极度边缘了人类之外的一切他者。人类价值至上性和排他性似乎顺理成章，天经地义。这一极端的“人类中心”注定成为生态问题的“罪恶之源”。恰如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巴斯摩尔所说：“当代生态危机并不源于人类中心观点本身，威信扫地的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那种认为自然界仅仅为了人而存在并没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界的专制主义。”[3] 相对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专制，“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则以一种辨证的手段展示“人类中心”的真正内涵。与后现代“颠覆人类中心”思想不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其本质之一就是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必然受到人的需要、利益的制约，人“不可能真正非中心地让物物化，不架构自然对象，不吃其他生物的躯体以获得自己的生存。”[4]设想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去领略绝对的无中心地位，或脱离其现实的历史主体地位以“自然”或“生态”为中心，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在展示一种有限的“人类中心”思想。人类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心”，人类经过若干万年的发展，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实践能力、知识文化、技术手段等要素才取得了目前这种事实上的“中心”地位，发展到目前这种中心地位具有条件性。这种所谓的“中心”地位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领域才具有的，而不是一切方面。人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员，其他物种与人“情同手足”。人非“圣贤”，他者也非“凡愚”。人类只有在这种既是“中心”又“非中心”、在既实现自我价值又尊重自然价值中，去实现“人类中心”和自我价值。 如果说“理性启蒙”时代过度张扬了人类主体价值，绝对化了“人类中心”地位，“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则以有限论的辨证思维重新审视人的“中心”地位。“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抬高人的地位，扩大人的行为选择度，极力张扬人类的主体价值，凸现人的“唯我独尊”。实质上，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它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生态启蒙则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导向消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至上性和排他性，从人类有限的“中心”地位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人虽居处主导地位，是管理者，但决不是自然的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地驱使、安排自然。“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终极价值，但也承认自然的权益及其内在价值。“理性启蒙”重在功利性，生态启蒙则主张互利性。生态启蒙以互利互惠的观点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休戚相关性，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和其内在价值与人类主体价值的辩证统一为基础来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和建构新的文明发展模式。 二、从机械论世界图景到有机论世界图景：生态启蒙的知识论转向 伴随着工业革命，机械论世界图景逐渐成为“理性启蒙”时代的知识根基。机械论世界图景将灵魂、精神和生命活力等因素排除在自然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