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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更少投入 更大社会效益 　　[开栏语] 2007年，十七大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之后，“社会创新”逐渐成为中国广泛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创新，社会创新对于激发社会活力、满足社会的多样性需要、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推进社会的自治、培育公民的参与能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为推动中国社会创新的发展，挖掘、传播社会创新领域的优秀实践，本刊特与英特尔“芯世界”公益创新计划合作创办“社会创新”专栏，以期为各界关注、从事社会创新事业的个人与组织提供一个交流与分享、见证与推动的平台，积极促进更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800年，苏格兰一个叫做欧文的企业主出于对雇佣童工的不满和对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视，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幼儿园，其结果不仅在于给儿童提供了一个受照料的场所，还使妇女得以走出家庭走入职场，提高了她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铁血宰相”俾斯麦因其在德国统一中发挥的作用而为世人纪念，然而他的另一项伟大成就同样对后世影响巨大。他在担任首相期间为德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后来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滥觞。当人们极力追寻社会创新这个新词的源头时，很容易就会发现，其实社会创新一点儿也不新，众多的社会创新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润物无声却又意义深远。 社会创新简而言之，便是为社会问题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创新，有多少创新，并不是看这个解决方案是不是够“新”够“奇”，而是看它与过去的方案相比是不是可以用更少的投入去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为何需要社会创新？——“非理性的时代”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进入新千年以来，社会创新好像突然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变成了一个“热词”。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创刊，这个领域有了第一本专业的研究期刊；2004年，伯恩斯坦出版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激励了无数的普通公众成为改变世界的“社会创业家”；2006年，“小额贷款”模式的创始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社会创新领域最知名的英雄；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成立“社会创新办公室”，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促进社会创新的发展；2012年，英国的“大社会资本”正式开始运作，大量社会投资的进入将对社会创新领域的发展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2014年，欧盟将全面启动“社会企业支持计划”，力图推动用商业手段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切的发生都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密不可分。在新的时代里，人们意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世界不再是线性发展的，用过去无法预知未来，新的问题永远会出现，而过去的手段已不能有效应对。人类社会的延续与发展靠的不是理性设计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系统性地有意识地“创新”。 对于那些持久的大规模的社会问题而言，创新的解决方式经常意味着带来系统性的变革——改变人们的观念、认知、习惯，或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和立法环境等，从而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孟加拉国的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开创性地采用“造血式”的小额贷款模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穷人的看法。 另一方面，很多社会问题之间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却可以事半功倍。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曾指出缺少清洁饮用水对非洲妇女的地位有重要影响。原因在于大多数家庭中去遥远的地方取水的多为女孩，这些女孩因此减少了去学校学习的时间；由于受教育不足，因而她们长大成人后难以找到工作；而经济地位的下降又直接影响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所以一项帮助当地解决饮用水的社会创新带来的社会效益远不是只有解渴那么简单。 社会创新的关键？——政府、NGO、企业、公众等展开跨界合作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同时意味着社会创新只有通过多方参与才能真正实现。对于各个国家的政府来说，国民的医疗保障都是一项巨大的开支。而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大多数的疾病产生的真正原因并非人的生理因素，而是外界的环境因素和个人的不良生活习惯。显然，要想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绝不是仅靠政府加大医疗保障的投入就能实现。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多方参与”的重要性，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改变过去那种“撒胡椒面”式的资助方式，转而围绕特定的社会问题，资助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各方机构。 各个社会主体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进行跨界合作。政府部门意识到，与企业和NGO的合作并非仅仅是外包服务、政府采购那么简单，开始通过制定政策、提供资金、建设支持性网络等方式鼓励更深度的合作和共同参与式的社会治理。企业从“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发展到“经济、社会效益并重”并进而开始“通过社会效益来实现经济效益”。很多NGO转型成为能够自我维持并提供更高效服务的社会企业，另一些则积极尝试利用各种创新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资源需求。普通公民也正在成为自下而上进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