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谈”误国论浅谈“清谈”误国论.docVIP

浅谈“清谈”误国论 摘要：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面对时人和后世众多学者们所认定的清谈误国论，我们是否也应随其波而肯定清谈之罪名，如若不是，清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且为何会担当这样的罪名？ 关键词：清谈清议王衍士人 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魏晋所谓清谈指的清雅玄妙、高蹈超俗的谈论，它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根基的注重形式、追求玄理的哲学性谈论。 关于清谈的起源，从思辨方式（主要表现在品评人物方面）的角度上来说，一般认为它起源于东汉时代的清议。“清谈的来源是有史可征的。它的前身是太学中的清议”[1]“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和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2]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专横，宦官祸乱，政治社会都变得动荡不安。太学生聚集京师，由于不满当时博士们流于繁琐的章句之学，于是便形成自谒名师，治求大义的风气。 是时太学生三万馀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前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袁宏《后汉纪·桓帝纪上》） 这些太学生聚集京师又是名门世族，目睹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遂逐渐转移其视线于实际问题。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序》） 这种为抵制宦官势力的专横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士人阶层的严酷压迫的迫切现实需求，是产生清议这种抗议性谈论的重要原因。 而“清谈”一词成为明确定型的用语并频繁出现于古籍中，是在经历党锢之祸十多年后的灵帝末期至献帝初期的约十年间。换言之，它始于汉朝末年混乱时期地方官员的谈论： （青州刺史焦和）入见其人，清谈干云，出观其政，赏罚淆乱。（袁宏《后汉纪》二六） （郑太）对（董卓）曰：“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范晔《后汉书·郑太传》） 从上述文字叙述看，这些“清谈”都是以人物评论为主要内容的谈论，之所以称之为“清谈”是因为它是以自己所持儒教道德高标准以评断对象的“清而正的谈论。” 但是因魏晋时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环境，名士言论受到了惨毒的打击，“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魏志》一八《李通传》）。谈论之风遂由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渐趋于抽象，现实性的谈论变化转移为抽象性谈论，由实际政治讲到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由人物品评讲到“才性四本”以及性情之分。到了正始以后，清谈一词，遂指玄理虚胜之言。 由此可见，魏晋清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自后汉桓帝时代到灵帝时代，又到正始玄谈的一个发展过程，清谈这个名称的意义自汉至晋先后经历了三种演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清谈》条曰： 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 此正始以后何晏、王弼诸人之清谈，而以老庄思想为内容也。另一边则谓清谈与清议为同一语[3]，亦即是人物品评之含义。如《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孙尹举毅为青州大中正表云： 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 第三种清谈，则是士大夫平时之雅谈。《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云： 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 而这三种不是同一面貌、更不是同一内容的清谈，按其演变之过程可分为前后两期[4]：魏末西晋时代和东晋一朝。而这两个清谈活跃的时段，即后汉末期经三国鼎立而至当时魏晋交替约一百年间，正是内乱外患连续不断的罕有的动乱时代。在这段盛衰交替频繁的历史中，清谈始终贯串其中并扮演着一个为后世甚至时人诟病的角色。 唐代房玄龄等所著《晋书》中引用了如下一段话，这段话出自西晋末在琅琊王司马睿幕下任镇东行参军事的陈頵呈上司王导的书信中：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绩，浮竞驱驰，互相贡騫，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老庄之俗倾惑朝野，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洽丧。（《晋书·陈頵传》） 陈頵后补为琅琊王司马睿的录事参军，他目睹王氏的属官敷衍塞责，蔓成弊风，遂又上呈意见书于琅琊王，其中道： 诸僚属，乘昔西台养望馀弊，小心恭肃，更以为俗，偃蹇倨慢，以为优雅。至今朝士纵诞，临事游行，渐弊不革，以至倾国。（《晋书·陈頵传》） 王船山《宋论》卷十四论酷刑一段中有云： “异端之言治，与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黄老，申韩也。黄老之弊，掊礼乐，击刑政，解纽决防，以与天下相委随，使其民宕佚，而不得游于仁义之圃……其尤弊者，晋人反曹魏之苛核，荡尽廉隅，以召永嘉之祸。” 又东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