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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薪酬合理性审查新路径 　　【摘要】为应对近年公司高管不当高薪引发的社会问题，各国立法对高管薪酬设置了诸多控制。学界对法院是否介入高管薪酬合理性判断存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观点。在公司治理结构失衡的情况下，股东用尽公司内部所有救济方式依然无法解决高管薪酬过高问题时，法院有必要介入薪酬合理性审查，但只能作为补充辅助手段。 【关键词】公司高管薪酬 合理性审查 司法介入 在法律已有控制的情形下，还有无必要引入法院审查薪酬，或者股东有无权利就高管薪酬的恰当性向法院提出诉讼？学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存在很大争议。在实务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都以高管薪酬合理性属于公司商业经营判断原则保护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少数国家法院虽然介入判断，但仅限于很小范围的谨慎介入。 否定说 该说认为，高管薪酬是否合理，是否与对公司的贡献相当，这是公司自治范围的事情，也是股东自行判断的问题。若无特殊情况，法院不介入股东大会的判断，同时法律上也未就法院审查董事和高管薪酬设定特别程序。日本学者矢沢惇在分析日本原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董事薪酬规制宗旨时认为，在商法语境中，法院不审查董事报酬的合理性。①这一观点在东京地判2007年6月14日判决理由中得到充分体现：“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规定，除了依据法律规定外，董事报酬的决定均是各股份公司自治的事项，根据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反映公司所有者的意思而作出决定……法院无特殊事由不介入董事报酬多寡的实质性恰当与否的判断……作为报酬决定对象的董事对公司贡献程度的判定依然应是公司自治的问题，很难说我国的法律制度事前设定了这样的安排：法院基于证据，在认定任职董事的作用或这一作用对公司产生利益的事实基础上，与其他董事或公司从业人员的作用相比较，从而评价该董事的作用并判定董事的贡献度。”②由此可见，日本学界和实务界主张否认法院介入高管薪酬合理性的评判。 英美学者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否认法院介入。一是依据高管薪酬问题的社会危害性。克拉克认为，与那些促使立法者在其他领域施加价格管制的许多社会问题相比，一般认为过高的经理报酬问题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③尚不足以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这一公权力介入公司自治领域就缺乏正当性。二是从法院介入高管薪酬合理性审查的可行性出发，认为法官个人缺乏足够的专业素养、丰富的市场经验、充足的交易信息和适当的交易环境进行判断；法院的判断是事后判断，无法还原当时的决策情景，且具有用事后信息进行判断的嫌疑；高管报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管的具体情况，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判断公正性的类似交易，且高管薪酬支付也不能用市场中第三人的交易取代；④由于商业经营判断规则的确立，法院通常会尊重董事会的决定，对董事会薪酬决定权长期持消极态度。 肯定说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学者从司法控制的价值、公司治理的机能等角度为高管薪酬的司法介入寻求正当性。有学者认为，司法介入具有根据过去的经理没有按照公司利益行事的信息进行监督的机能，这一机能为高管薪酬决定机制的运转、高管薪酬合理性确保提供了“安全阀”保障，为偏离市场控制和法律控制的非正常报酬提供了司法上的可能性。⑤罗森伯格也认为，应允许法院对公司董事是否作出明智决定进行实质性审查，特别是如有证据表明，董事会未经明显的合理性讨论作出决定的场合下。⑥也有学者根据美国公司治理中司法扩张与司法谨慎的演变规律，认为“积极的司法介入一般是发生于公司治理危机时，是背负了社会正义的使命、为矫正市场失序而进行”⑦。 以伊藤靖史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主张引入法院对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审查。伊藤靖史认为，2005年日本公司法注重公司治理结构中业务监督权与业务执行权的分离，将业务执行人员的股票期权给付明确规定为薪酬委员会的权限，这一规定说明法律确定了业务执行人员的薪酬决定具有监督和激励的职能，薪酬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必须行使薪酬决定权利，如若作出了不合理的薪酬决定，则薪酬委员会成员可能被追究任务懈怠责任。⑧因此，基于薪酬决定本身具有的监督和激励职能，法院应审查薪酬决定的合理性。同时，考虑到日本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一条规制的目的，股东大会决议是薪酬支付的效力要件，若无股东大会决议而进行薪酬支付，事后也未追认，股东以薪酬不合理为由提出诉讼，法院就必须进行薪酬合理性审查。就连反对法院介入的矢沢惇教授在分析美国审查董事薪酬合理性的判例后也认为，在商法中若采用程序是否公正来审查董事薪酬决定是否合理，对闭锁公司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大有益处。中国学者朱羿锟认为，由于“薪酬程序公平并不能保证薪酬合理，好的程序未必产生好决策，只是增加了产生好决策的可能性而已”，只要董事会决定高管薪酬，一旦出现问题薪酬，就应当对其进行合理性审查，这“既是司法审查技术的需要，也是确保高管薪酬合理性的需要”，同时，针对法院审理能力的质疑，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