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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农户经营组织化制度逻辑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而农户经营组织化则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前提。本文借助制度创新模型的分析框架，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讨论农业家庭经营的合理性、市场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家庭经营面临的困境、农户经营组织化的逻辑与形成机理等问题。本文认为，农业生产的特征决定了等级制和合作生产制缺乏可行性，使农业家庭经营成为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农产品市场制度环境的变化，不仅产生了当前条件下还未实现的潜在收益，也使家庭组织遭遇市场和组织的双重失灵；制度创新第一行动集团的出现，使农户经营组织化成为可能，不仅保留了农业家庭经营的效率，也克服了单个农户获得技术服务难和进入市场的困境。 关键词：农户组织化；制度环境；交易成本；市场失灵；组织失灵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4-0032-006 一、 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我国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迈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作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农业对城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外汇贡献、生态贡献和政治贡献等多个方面。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它从经济上彻底打破了传统农业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其面向市场，走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末，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农产品流通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不久之后，农产品生产出现结构性过剩，市场从卖方向买方转变，农业家庭经营开始面临“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迫切需要组织上的创新。1984年，山东诸城最早出现“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1994年，首个专业合作社在山东莱阳成立。自此，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各类种植合同在2001年已达1860万公顷，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在2005年也已超过15万个，缓解了农户“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针对农户经营组织化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运用契约理论来研究农户与公司之间纵向协作关系的稳定性[1][2]，二是对农户之间的合作行为进行了分析[3][4]，三是对农户参与合同生产、农户参与合作组织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实证分析[5][6]。尽管这些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并未令人满意地回答农户经营组织化的制度逻辑。 在本文中，笔者将借助制度创新模型的分析框架，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农业家庭经营的合理性、市场环境的变化与家庭经营面临的困境、农户经营组织化的逻辑与形成机理等问题。 二、农业家庭经营的合理性 农业生产活动与其他部门相比，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例如，农业生产的资产专用性较强，并且缺乏流动性，转换的沉没成本极其高昂；农业生产对要素需求缺乏弹性，产品的供给也缺乏弹性；土地作为固定要素在农业生产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等等。然而，农业生产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对自然条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周期性以及空间的分散性，决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 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和分散性，意味着：（1）生产者控制生产过程和最终结果的能力十分微弱，很难作出周详的计划或部署；（2）团队生产或雇佣劳动生产很难计量劳动的努力程度，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具体来讲，农业劳动不可能像工厂那样固定集中，监督劳动者是否偷懒的成本十分高昂，几乎到不可能的地步；复杂的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加剧了计量劳动成果的困难，以至劳动者有条件实施机会主义。[7]而且，监督的困难也会使劳动者缺乏足够的激励去维护、保养生产中的机械设备等资产。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意味着单季生产时间比较短暂，加上农业生产本身没有太多的复杂工序，导致各个工序缺乏专业化的规模经济。[8]因此，计量劳动-产出的成本、监督劳动努力程度的成本和生产工序专业化缺乏规模经济决定了等级制模式和生产合作制模式在农业生产中缺乏实施的可行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农业生产只能以个人为单位经营呢？ 答案是否定的。克服计量和监督的困难有一种途径，那就是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忠诚度越高，计量和监督的需求就越少。这种忠诚在家庭组织内部普遍存在，并且比较稳定、可靠。家庭组织在克服计量和监督问题方面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1）各成员都对家庭资产具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存在努力工作的激励；（2）家庭内部成员交流比较密切，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且各自行为比较容易被观察；（3）家庭成员之间主要以情感关系联结，约束了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4）家庭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