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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赣粤边游击区的红军教育??赣粤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省南端与广东省北部交界处，是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的所在地，因此成为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1935年3月，项英、陈毅转移到赣粤边游击区后，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赣粤边红军在失去中共中央及各方联系的情况下，在深山中与敌人周旋，进行了顽强的革命斗争。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与文化水平，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中共赣粤边特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打破了游击战争不能搞教育的惯性思维，使之明显区别于有固定革命根据地的苏区教育，从而使赣粤边的游击战争变得丰富多彩。 　　 红军教育工作困难空前绝后 　　 项英、陈毅刚刚到达赣粤边，国民党就开始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清剿”。军事上，敌人从渡口到公路，从公路到山脚下，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实行“驻剿”、“搜剿”、“追剿”等战术，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游击队。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法及所谓的“自新”法。经济上，对游击区进行封锁，实行粮食、食盐等物资限购政策，妄图使红军饿死在深山上。在敌人的层层逼进下，赣粤边红军陷入困境，不仅军事上处于被动，而且各种物资严重缺乏。恶劣的斗争环境使得教育工作的开展异常艰难。 　　 教材异常缺乏。项英、陈毅从中央苏区突围时，按照中央指示，除了带一些必不可少的文件等重要物资外，书籍等其他东西带的很少。敌人的残酷“清剿”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只能在深山活动，出去购物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因此书籍十分紧缺。包括项英、陈毅在内的红军游击队员只能看看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几张《红色中华报》、一本《共产国际纲领》及一本《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等少得可怜的书报。那几张《红色中华报》被翻破了，还舍不得丢掉。有一天下雨，柴被淋湿了，没法煮饭，警卫员和炊事员就把它拿来引火。项英知道了，批评他们说：“在这山上什么都没有看的，这点书报就是很宝贵的精神食粮呀！那两本书以后你们可要好好的保管了，可不要随便丢掉啊！”有时能得到一张半张包东西的国民党的旧报纸，也是如获至宝。《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和《列宁主义问题》这两本书，更是被翻得破破烂烂，大家把它当宝贝，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行军的时候抢着背，驻下的时候抢着读。 　　 没有专职教师，也没有固定教室。敌人的“清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中共赣粤边特委及红军游击队随时要战斗，随时要行军转移，所以他们没有固定的驻地，更没有固定的教室和专门的教师来上课。教师都是自己的战友或领导，大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都成为了教师中的一员。他们既要上课，又随时要经受战争的考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赣粤边红军不仅不能住房子，连住“棚子”都是流动的，所以“教室”也常常随着驻地转移，在行军途中也一样授课。他们席地而坐，“大地”便成了“空旷的教室”。 　　 没有专项教育经费，全“免费”教学。中央苏区时期，教育一般都有专项经费，老师上课有一定的薪酬。但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艰苦的条件使得这一切都不可能。给养的困难导致红军经常面临着饥饿、寒冷、疾病的威胁。红军有时十多天或一个月没有饭吃，基本靠吃野菜、野果维持生存，冬天仍是单衣裹身。有限的经费只能用来购买必不可少的粮食、衣物以及枪械，除了油印材料外，教育经费几乎没有。教师也是战士，也是军队的一员，他们授课全都免费，与学生一起同甘共苦。 　　 面对没有课本、没有教师等诸多的困难，他们没有吓倒，而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它们逐一克服。项英曾风趣地说道：“没有课本，我们自己编写嘛，没有老师就互教互学。” 　　 自编教材的内容生动且通俗易懂，与游击战争紧密结合，非常适合战士的口味，符合游击战争的需求。项英、陈毅等亲自编写了政治教材如《群众工作必读》、《反对十大坏现象》、《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时事教材如《帝国主义》、《关于国共合作政治问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问答》，军事教材如《步哨守则》、《战士必读》、《红色指挥员必读》等。为了解决文盲的学习问题，他们还编写了文化识字课本。这些教材有个特点，就是同一个内容的教材有深有浅。有的适合干部和文化较高的同志阅读，有的适合战士和文化较低的同志阅读。项英每写好一份教材的初稿都要叫与教材水平相当的同志先看，并讲解给他们听，如果他们听不懂，就再做修改，直到听得懂，才定稿印发给游击队学习。 　　 教师人数不够就在红军内部选，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干部和战士都可以成为教师。所有的教师都是双重身份，既是战士（或领导）又是老师，与学生即是战友关系，又是师生关系，关系融洽。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老师选取有一定马列理论水平、政治觉悟高的干部；军事教育一般选取有斗争经验的指战员或优秀战士；文化教育则是选取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或战士。教师上课经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