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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历史根源与文明困境 　　对于错综复杂的阿拉伯世界自身来说，巴以冲突无疑是一面镜子，照映出了19世纪末期以来，笼罩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那种宗族与宗族、殖民地与殖民主、资本与人民、世俗与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现实政治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纠结关系。笔者并无意介入这一充满争议且富有感情的讨论。而更希望能够站在今天的中东局势背景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在当下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 在欧洲“中止”之处的巴勒斯坦问题 许多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经历了埃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占领。战乱与贸易交通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复杂的民族成份。直到19世纪，这里依旧混居着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教徒。1887年之后，由于耶路撒冷特殊的宗教地位，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直属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每年，耶路撒冷都会接纳许多来自欧洲的基督徒朝圣者们。他们相信，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当然，还有为数更多的穆斯林朝圣者。耶路撒冷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三大圣地。穆斯林们相信，按照一些圣训的说法，这里便是先知穆罕穆德夜行登霄的地方。而对于犹太人，这里更是独一无二的圣地，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精神家园。自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成了圣殿，圣殿数次被焚毁的命运似乎也成为了犹太人历史的象征，而那面仅存的西围墙，也成为现在犹太人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全部想象。 从社会结构方面，巴勒斯坦绝大多数居民为阿拉伯穆斯林。此外，穆斯林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游牧的贝都因人。城市人口则大多为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占有着商业、政治、以及金融资源。作为一个大帝国的边陲行省，民族似乎仍旧还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身份。我们很难用今天所熟悉的统称“阿拉伯人”去描述那些居住在这里的穆斯林们。虽然他们主要讲阿拉伯语，但似乎只有贝都因人才能在今天的意义上被称为“纯粹”的阿拉伯人。其余的则可能是古迦南人、腓尼基人、或是古希伯来人的后裔。相比之下，教派与部族的认同则更为强烈。他们中间有逊尼派、什叶派，还有德鲁兹派与欧洲裔的基督徒，当然还有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甚至不少也来自欧洲。巴勒斯坦社会基层的管理仍旧遵循部族制度，部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单单以和平的政治、经济竞争方式出现，往往也会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才会武力介入。 这种不同部族之间的纠纷与对抗形势实际上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这一边陲行省的管辖。在这一地区，犹太人、德鲁兹派以及基督徒为少数民族，真正能够对帝国统治形成威胁的，便是占据总人口80%左右的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穆斯林。为了避免他们形成统一的分离势力，维持帝国政府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松散管辖，维持该地区穆斯林内部的冲突局面实际上是帝国最为经济的统治方式。而到了20世纪初期，对于与奥斯曼帝国有对抗关系的英帝国来说，最为直接的方式便是希望能从内部瓦解这一陈旧的、多语言多民族的帝国。巴勒斯坦，连同帝国边陲的其它阿拉伯人区域则变成了英帝国希望动员的对象。 做为“文明”内部的犹太问题 无论从文化、宗教还是情感上，游牧且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总不是欧洲理想的伙伴。在劳伦斯（T. E. Lawrence）看来，那些能讲一口流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犹太人要远比那群阿拉伯人入眼多了。他明确表示，“他们……这套方式要远比阿拉伯的习俗好的多”。阿拉伯只能是欧洲的他者。而相比之下，犹太及其传统，则已经深入欧洲内部，几乎成为了基督教欧洲传统原罪的一部分。 当代的巴以冲突问题起源于西方的殖民史。但是，这一问题并不止于此。真正的以色列建国与大规模犹太人移民，则是更为深刻的霸权政治与欧洲反犹主义的综合结果。现代的犹太复国主义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一群革命者暗杀。随之在俄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犹浪潮。1882年，亚历山大三世颁布“五月法律”，大批犹太人因此逃亡。在这之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出现。面对这种遍布欧洲的排犹反犹浪潮，一些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结成团体。在俄国，一个叫做“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的运动吸引了大批犹太人。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比鲁团”（Bilu Group）的成员便来自这一运动内部。 1882年，第一批比鲁团成员来到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他们全部是来自于俄国哈尔科夫的大学生。这批理想主义者在1882年发表的比鲁团宣言中，动情地召唤所有在“流亡中的兄弟姐妹”，遵循希律王的教导“吾若不自救，岂有人救我”？他们将2000年的犹太历史叙述成为一个抗争、流亡、回归的史诗。将19世纪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视作唤醒沉睡犹太人的火花。宣言中让犹太人重拾骄傲，忘记虚妄，以神的教导为律法纲领，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进而重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