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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兹社团和以色列国家关系 　　摘要：在以色列生活着13万德鲁兹人，与境内其他阿拉伯人不同，早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德鲁兹社团就跟犹太社团有着比较友好的关系，以色列建国后这种关系得到持续发展。从1956年起德鲁兹社团被正式纳入以色列义务兵役制内，与以色列国家结成“血盟”。作为回报，政府向德鲁兹社团承诺了平等和一体化，并利用国家机器，从历史、宗教、教育、习俗等方面促进独立的德鲁兹民族建设，帮助德鲁兹社团构建“以色列一德鲁兹”的身份认同。但由于以色列犹太国家的性质所限，德鲁兹社团的一体化进程面临诸多挑战。 关键词：以色列；德鲁兹人；少数民族政策；义务兵役制；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王宇，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希伯来语言文化教研室副教授（北京10087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1-0076-1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850017）的中期成果。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至今，其境内的德鲁兹社团由一个人口少、地处偏僻、以早地农业生产为主的边缘社团，成长为在以色列最具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团体，拥有较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截至2012年底共13.3万德鲁兹人生活在以色列，其中既包括居住在加利利（Galilee）和卡尔梅勒（Carmel）山区的德鲁兹公民，也包括生活在戈兰高地的德鲁兹居民。德鲁兹人口占以色列全国人口的1.7%，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口中占8.1%。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尤其在政治体系中表现很突出。以第18届国会（2009-2013）为例，120位议员中有5位德鲁兹议员，在共计15名少数民族议员中占到1/3，远超其人口比例。从政党来源看，这些德鲁兹议员分别来自四个主要的犹太政党——“利库德”、“前进党”、“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以及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退出工党后组建的“独立党”，只有一名来自阿拉伯民族政党——“巴拉德党”。对主流犹太政党的依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色列德鲁兹公民的政治倾向。 德鲁兹社团之所以能拥有较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与以色列政府的扶持是分不开的。而以色列政府对德鲁兹社团青睐有加的原因，则要归结于德鲁兹社团与以色列国家和犹太民族的特殊关系。本文将详细介绍和分析两者关系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及面临的问题。 一、巴勒斯坦德鲁兹社团的背景 公元11世纪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996～1021年在位）统治时期，德鲁兹派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Ismailism）中分裂出来，哈基姆失踪后德鲁兹派受到新任哈里发的镇压，其领导哈姆扎·伊本·阿里（Hamza ibn Ali，985～约1022年）逃往叙利亚、黎巴嫩的山区传教。约在公元1050年，德鲁兹宗教停止向外宣传，也不接受皈依，逐渐成为封闭式的宗教社团。德鲁兹人相信灵魂永恒及化身（转世），被其他伊斯兰教派视为异端。 目前在全世界有一百多万德鲁兹人，主要生活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早期德鲁兹人定居在现在的黎巴嫩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北部，随后扩大到叙利亚阿勒颇（Aleppo）附近的山区。从1516年归属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直到1948年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巴勒斯坦的德鲁兹人一直过着半自治的社团生活。由于宗教原因，德鲁兹社团跟周边的穆斯林格格不入，常有摩擦。因为人数少，德鲁兹社团在冲突中往往处于劣势。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犹太定居者涌入巴勒斯坦，很快他们就发现德鲁兹人是潜在的伙伴。在犹太人看来，德鲁兹人与自己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由于宗教信仰的特殊性而形成的民族，宗教与民族性密不可分；在历史上两者都以少数民族身份生存于其他民族之中，但都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特殊性，避免了被环境同化；两者都曾因为自己的特殊性而遭受迫害。相似的历史经历为犹太人和德鲁兹人的友好相处打下了基础。此外，除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外，德鲁兹社团在民族和政治方面并无其他诉求，因此它与一心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犹太社团没有基本利益冲突，这成为两者能保持友好关系并进行合作的关键。 二、德鲁兹社团与犹太社团及以色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历程 纵观巴勒斯坦近现代史，可以把德鲁兹社团与建国前的犹太社团及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友善——志愿合作——血盟三个阶段。 友善阶段（20世纪初～1948年）：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大规模定居巴勒斯坦起，犹太社团就多方寻求与德鲁兹社团保持良好关系，而后者也不负所望，在20世纪30年代阿拉伯民族反犹反英大起义时，德鲁兹社团并没有参加阿拉伯方面的斗争，基本上保持了中立。以色列学者加布瑞艾勒·本多尔（GabrielBen-Dor）总结称，德鲁兹社团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