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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志纪录片艺术化策略探究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发展简史的梳理，归纳出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的视听特点，认为民族志纪录片的不足是偏重纪实性和文献性，忽视了观赏性。作者建议民族志纪录片应该重视影视传播特点，在拍摄上要多机位成组拍摄；在现场要注意捕捉细节；拍摄一些必要的空镜头；在编辑上要注意不同蒙太奇的运用；精细设计解说词；讲究配乐。通过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方面的改进，从而走向中国志民族志纪录片的艺术化之路。 关键词：民族志纪录片；视听特点；艺术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1895年，一位法国人在非洲的塞内加尔拍摄了一部原始部落的女人制作陶器的影片，宣告了影视人类学的诞生，这个原始部落叫沃洛夫部落，这位法国人叫雷格纳特，后人尊称他为“影视人类学之父”。 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是以影像和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跨文化比较的学问。从这个定义我们就可以判断，影视人类学的主要拍摄对象就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部落，这种影片因此被称为民族志纪录片（Ethnologic Documentary）或者人类学电影（Anthropology Film）。 一、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发展简史 （一）早期实践（1920年-1950年） 1926年11月，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到中国北京着手组织科学考察团，准备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踏上征程，考察团共24人，其中有10名中国人。这次考察历经6年，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同时在沿途考察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电影胶片，其中就包括含有人类学内容的风土人情片，这次中外合作的活动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的萌芽。 1933年5月初，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在湘西南苗族、瑶族等地区考察时携带摄影机并拍摄了一部有关苗族文化、生活状况的电影，这是我国人类学者首次将影像手段应用于田野调查，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滥觞之作。凌纯声还指出：“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欲知苗族生活之真相，非借标本影片不足以表现。多方采购标本及摄制影片，正所以求其真，而保存其文化之特质也。” 1930年代中后期，凌纯声、勇士衡在云南进行边疆民族调查以及杨成志、伍锐麟带领的中山、岭南大学赴海南岛黎族、苗族地区考察队亦拍摄了部分影片资料，广州三星电影社的邝光林也参与了后者的调查活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一部民族题材的大型纪录片是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民族万岁》（1939年，导演郑君里），影片以相当丰富的素材展现了蒙、藏、回、苗、彝等各族人民以多种方式支援抗战的动人事迹和他们各自的民族风俗人情。 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到40年代后期被迫中断，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国力空虚，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所以拍摄民族志纪录片仅仅是个别人类学家零星的行为，从而使民族志纪录片拍摄没有得到持续发展和运用，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二）兴起（1950-198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从1950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四个民族访问团和两个民族工作视察组，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进行调查。1957年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成立了三个摄制组，分别赴海南黎族、西盟佤族、凉山彝族三个民族地区拍摄，1958年，《佤族》、《黎族》、《凉山彝族》完成拍摄，新中国第一批人类学纪录片诞生，这次大规模的拍摄活动一直持续到1977年左右，陆续拍摄完成了《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独龙族》、《景颇族》、《苦聪人》、《僜人》等22部片子，其中，按内容和性质此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形态的综合性纪录影片。这类影片有《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鄂伦春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苦聪人》、《佤族》、《黎族》、《凉山彝族》等15部。二是以《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为代表的关于家庭和婚姻的影片。《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记录了当地男不娶、女不嫁的婚姻风俗和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社会风貌。三是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影片，这类纪录片有《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苗族的舞蹈》、《苗族的工艺美术》等。 这一阶段的影片拍摄，是在人类学界和影视界通力合作下完成的，先由民族研究人员首先撰写出拍摄提纲或脚本，再由电影厂的编导写出分镜头本，双方共同组成摄制组进行拍摄，并且在拍摄中提出了纪实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的要求。由于有学者参与，这些影片基本能反映当时的学术思想，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显得弥足珍贵。 （三）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