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docVIP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摘 要： [HT5”SS〗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 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史实考证；寓考证于注释；诗歌注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128-07 冯应榴（1740一1800），字诒曾，号星实，晚号踵息居士，浙江桐乡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官至鸿胪寺卿。著有《苏文忠公诗合注》（以下简称“《合注》”）、《学语稿》等。《合注》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最早刻本为乾隆六十年（1795）的踵息斋刻本，后有冯应榴之孙宝圻的同治七年（1870）重刻本。《合注》为五十卷编年本，汇集了冯应榴能看到的苏诗历代旧注，其中包括：（1）宋刊五家《集注东坡先生诗后集》；（2）题名王十朋所编《集百家分类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类注本”）；（3）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施顾注本”）；（4）邵长蘅、李必恒、冯景删补施顾注本而成的《施注苏诗》；（5）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以下简称“查注本”）；（6）翁方纲的《苏诗补注》，最后加上冯应榴自己的补注，称为“榴案”。 《合注》以精于文献考订与史实考证而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好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指出：“窃谓王本长于征引故实，施本长于臧否人伦，查本详于考证地理，先生则汇三家之长，而于古典之沿讹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补之，舆图之名同实异者核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标举姓氏，其虚怀集益又如此。若夫编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编次失当者随条辨正而不易其旧，则先生之慎也。……是书出而读苏诗者可以得所折衷矣。”[1]2636吴锡麒则认为：“人皆称其诠释之学精，余独叹其兼总之功大。” [1]2638本文拟重点探讨在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学风的影响下，《合注》对“以史证诗”方法拓展升华而成的“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 一、《苏文忠公诗合注》的注释学背景 清代学术的根本是重视实证，反对宋明理学一昧用“心解”的方法追求“义理”。清代学术的核心是古典的考证学，无论经、史、子、集，清代学者一律先视作历史文献，治学基础包括： 1、文献学：版本、校勘、辑佚、辨伪；2、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 3、历史学：名物、地理、职官、典制、史实等的考证。 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清代诗歌注释者普遍认为，前代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作品，而且是一种历史文献，甚至首先将前代诗歌看作历史文献，其次才兼及文学作品的属性。对于清代诗歌注释者来说，理解诗歌的意义，不能单纯依靠“以意逆志”式的“心解”，最先应该考虑的是突破注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历史隔阂，知其人而论其世，才能接近作者的本意。于是，清代诗歌注释者将重点放在“知人论世”方面，解释诗意普遍采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务求以史实为根据。这种解释思路，在清初康熙年间就已经深入人心。例如，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认为：“爰是校理旧文，芟柞浮蔓。搜遗补逸，不欲为空谬之谈，亦不敢为深文之说，总期无失作者本来之旨而已。”[2]赵殿成认为解释诗意必须以史料为凭据，并且对诗歌的意旨不敢挖掘太深，以免胶柱鼓瑟，甚至于求深反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自序》亦云：“学者不察其本末，以才人浪子目义山，即爱其诗者，亦不过以为帷房暱媒之词而已，此不能论世知人之故也。予故博考时事，推求至隐，因笺成而发之。”[3]对李商隐诗这类托意深远的作品，要推求其意旨，更强调以史实为依据。此外，钱谦益的《钱注杜诗》等注释作品也普遍使用了“以史证诗”方法以考释时事。 因此，诗歌中凡是具有历史考证意义的各种因素，包括诗歌编年、人物生平、历史事件、地理、职官、典制、名物、风俗在内，成为注释工作花费精力最多的环节。这类因素，清代诗歌注释者一般统称为“时事”，如《读杜心解》的作者浦起龙指出：“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4]所谓“古事”与“古语”，一指前代书籍中的故事，一指前人诗文作品中的语词，合起来就是诗歌研究者常说的“典故”。而“时事”则是相对于作者而言的，指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 在这种学术思维的影响下，康熙年间的苏诗注释者查慎行，尽管本人是著名诗人，但其补注苏诗，却较少探讨苏诗的文学属性，而将重点放在地理、职官、人物生平与史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