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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应当是记者一门必修课 　　魏永征教授是国内传播法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长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新闻和信息传播的研究工作，但是几乎从未脱离媒体，他曾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当了近7年的兼职专栏主编，后来又担任《新闻记者》杂志法人代表11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在传媒法领域，代表作《新闻传播法教程》被教育部评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精品教材，已经四次重版，人或誉为我国传媒法教学的奠基之作。 虽然已年逾七十，魏永征教授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在前不久来京参加两次重要学术论坛的间隙，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坚守使命，向新闻寻租说“不” 记者：作为传媒法学者，您怎么看当今传媒领域的一些现象，比如记者被诉侵权、传媒被诉侵权，还有少数记者触犯法律红线，收受贿赂，等等。另外，有些部门和人员阻挠记者的合法采访，对记者进行人身威胁、施加人身伤害，甚至动用公权力去抓捕记者。 魏永征：关于“抓记者”，并不是新鲜的话题。国际上有一些记者组织，如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WB）、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等，每到年终都会公布各地记者殉职和被关押的数字，以此说明新闻记者在各地的处境。记者殉职，说明记者工作的风险，这些年显示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中东一些国家，这些同行为完成新闻使命赴汤蹈火、不幸献出生命值得我们敬仰和同情。但是对于抓记者不能笼统说就是打压新闻记者，打压新闻记者正当采访报道的事情确实有，但是像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涉案受审的新闻记者10多人，谁也没有说那里的新闻记者就面临了困境。 在中国，记者犯法被捕受审，主要是借助职务之便获取非法利益。有些人担心这种丑闻是对传媒界公信力致命的冲击，我看不至于。上世纪90年代轰动全国的“长城公司诈骗案”，就有好几家中央媒体记者涉案。 作为历史警示，我在2013年5月出版的《新闻传播法教程》第四版里，列举了本世纪以来记者受贿、敲诈勒索及以其他手段非法获利的罪案10多起，涉及人员有姓有名的就有50多人。财新传媒老总胡舒立用“新闻寻租”来说明这种现象。作为一位深谙经济理论的媒体人，她当然是在“寻租”（rent seeking）的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寻租是指凭借政府权力保护或支持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所以，新闻腐败其实与官场腐败有密切联系，是官场腐败的延伸，当下的腐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带来的现象。但是，我并不认为新闻腐败使得我们的新闻事业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记者：您是基于哪些因素抱持这种相对乐观的认识？ 魏永征：首先，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取得了大家都看见的成效。在此背景下，新闻队伍中一些腐败分子被揭露，同样是纯洁了我们这个队伍。 其次，在当下融合媒体时代尤其需要专业的守望者。在UGC（用户创造内容）机制下，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那么还需要记者吗？我说正是因为信息爆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才更加需要新闻记者为他们导航：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什么是应该敦促当局予以处理或解决的，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更需要有高度公信力的专业新闻记者的声音。比如，在反腐败斗争中，新闻记者的作用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其三，新闻腐败丑闻会警示新闻界。会有像胡舒立这样一批有识之士站出来，指出“新闻寻租不可恕”，呼吁清理门户，纯洁自身队伍。而管理部门、行业组织、各家媒体，也会采取相应措施，通过各种他律和自律手段来制止腐败现象。 其四，从有些案例可以体会一个坚守使命的新闻记者必须洁身自持。南京大学在海外访学的周海燕提出了“污点寻租”（rent-seeking throughout stigma-seeking）问题，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她指出这一点很有启示，但我觉得海燕悲观了一点。其实抓住对手的污点做文章，是非常常见的斗争手段。这在西方世界的竞选中就经常发生。一位有使命感的新闻记者，站出来揭露腐败或其他不法现象，抨击时弊，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对手的全方位监视之下。如果他自己也有软肋，被对手击中了，“出师未捷身先死”，这能怨谁呢？这体现了“正人须先正己”的古训，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对监督者的监督，即对手的监督。 法律应当是记者的一门必修课 记者：由此看来，新闻媒体和记者的采访报道除了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行为外，还涉及到许多法律问题。新闻报道既要体现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社会担当，还应当熟悉和掌握相关的法律和行业守则，有严肃的职业操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履行好社会责任？ 魏永征：在2010年，我国已宣布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也就是意味着各种行为，包括个人行为、企业行为、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