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优势如何转化为话语优势.doc

中国发展优势如何转化为话语优势 　　在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以下三种主张值得引起重视。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体系，它自创立以来始终参与了世界的理性塑造，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即是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即是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标新立异，为什么不可以“照着说”——这是回到原典的“教条路向”。 第二，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绵延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东方古韵的经典话语，这套话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复兴”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词汇作为时代的主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这是向后看的“复古路向”。 第三，西方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话语，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是在西方话语的主导下实现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什么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这是向外看的“西化路向”。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三条可能的路向呢？ 首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苛求以“老祖宗”的话语来解决21世纪中国的问题。老祖宗的话语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案。“老祖宗”的话语在今天依然好用、依然能用、依然管用，但是，对于风云变幻的时代而言，不够用也是事实。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须考虑本国的特殊性，创造本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马教条”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将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老祖宗，这是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方案。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把握不同阶段矛盾的特殊性，创新话语，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其次，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不能奢望以古人的话语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是在中国这块东方沃土上生长起来的一朵奇葩，它在某些方面达到的高度确实为西方古代文明所不及，甚至也为西方近现代文明所不及。正因为如此，“取其精华”才有其合理性，也是我们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然而，“取其精华”的同时不应忘了还要“去其糟粕”。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这套话语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是先进的、管用的，但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它的意义范围和作用领域则是有限的。如果试图用它解决诸如现代社会治理、现代政治建构、现代经济发展、全球秩序重建等诸多时代课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如果以为这套话语依然能够担当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那么，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一举超越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王朝的历史就无法解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粹不能保国”的历史就无法解释，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的历史就成了无谓之举，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在各条道路、各个主义、各种话语的反复较量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历史的误会了。所以，在今天，试图将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传统话语简单复活而不加改造地“照单全收”是不科学的。 最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具有民族的特殊性，不能期待以西方的话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外国的经验可以作为我国的借鉴，但是，我国遭遇的矛盾和问题带有典型的本土性和特殊性，所以不能全盘照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某些西方人从未放弃过为中国“出谋划策”的打算，“毫无保留”地将西方话语的精义无偿地奉献于中国人民。他们秉承话语霸权的立场和话语中心主义的逻辑，把非西方话语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阻滞力，把西方话语上升为世界性话语。国内确实也有少部分人跟随西方人的主张起舞，迷信“西学”，“以洋为重”或“挟洋自重”，照搬西方的话语框架和研究方法，将西方的主流话语视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治世良方”而大肆渲染。然而，如果盲目地将西方人无偿提供的话语（譬如经济发展模式、民主政治模式、社会治理模式、思想价值观念）植入中国的实际，必定会由于无视中国现阶段矛盾和问题的特殊性而导致“水土不服”的结果，从而，西方话语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国情而言，恐怕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 那么，怎样才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正确态度呢？中国学术话语建构只能走以“我”为主、以“问题”为中心的创建之路，其方向是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全世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它的话语权是在解答“世界性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它的话语权是在解答“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 直面“中国问题”是重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