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自由和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之间冲突.docVIP

表达自由和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之间冲突 　　【摘要】本文从新闻法制的角度，以2012年“艳照门”为例，探讨了表达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与解决方案。认为二者的冲突关系仍需回到法律上来解决，通过明确、严谨的法律规范表达自由与公众隐私权之间的明晰界限，真正杜绝表达自由与公众隐私权的冲突再发生。 【关键词】艳照门；表达自由；公众隐私权；冲突；法制化 表达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是近年来在法律界与新闻界引起大量讨论与关注的领域。 关于表达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甄树青在2000年出版的《论表达自由》一书中特意腾出一章节来专门论述表达自由与隐私权的关系问题。 甄树青首先从概念与特点上对“隐私”与“表达自由”进行了区分。甄树青认为，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介或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或信息、知识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1]所谓的“表达自由”，主要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隐私是指“个人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而不愿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涉的私事”[2]，具有真实性、隐秘性和私人性。因此，隐私权便是个人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他提出“隐私权是一种重要的人格权”隐私权具体包括：个人的信息、生活、私事的决定不受他人干涉。表达自由与隐私权之间具有“权利冲突”或“价值冲突”。 “表达自由与隐私权在本质上具有对抗性。隐私权制度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能够合理掌控自己的个人信息，表达自由的主要旨趣在于对他人信息的披露，进而满足社会及其他个人的需求。一方面是隐私权要求保守个人信息，一方面是表达自由要求披露个人信息，在两种需求不可同时满足的情势下，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二者负载的利益形态看，隐私权所体现的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纯粹个人利益，而表达自由所体现的恰恰是社会公共利益。新闻媒体的利益和个人的隐私利益，处于一种对抗状态，这就造成表达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3] 甄树青主要从法律的角度探讨表达自由与隐私权之间的关系。在新闻领域的研究仍很少。 一、远距离看中外历史上的表达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关系 纵观中外，无论是狗仔记者追拍戴安娜王妃的隐私而导致戴安娜王妃的死亡，还是王菲、李亚鹏为孩子的隐私而和记者大打出手，舆论都将谴责矛头指向记者，声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应得到尊重与保护。表达自由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与冲突。但是，无论是舆论还是法律，似乎都是将天平倾向了隐私权保护这一边。 上述例子，均涉及公众人物个人的隐私，未涉及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二、近距离看表达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困惑 对近期表达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案例进行考察。例如，2010年2月28日网友“含仙子”暴料的广西烟草局局长的“日记门”事件，公众人物隐私权在此次事件当中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与讨论，网友更多的是转发日记，声讨烟草局局长的恶行，广西烟草局局长并因此而落马。案例中，日记这种属于个人隐私的物件被公开传阅，公众人物隐私权没有受到保护，反而是不断地在人群中进行扩散与传阅。表达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似乎调了个弯，成了表达自由在上，公众人物隐私权在下。 可见，表达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并不是固定的二元对立与一刀切的关系。有时，公众人物隐私权会战胜表达自由，受到保护。有时，公众人物隐私权将会让位于表达自由，在更高的议程设置中渐渐消散。 在此，以2012年安徽庐江“艳照门”、台湾李宗瑞“艳照门”以及凯特王妃“艳照门”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 三、“艳照门”中的公众人物隐私权问题 2008年陈冠希“艳照门”事件。2012年8月，网友将一堆不雅照放到网上，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与人肉搜索，最终不雅照片的当事人纷纷被“双开”。 9月，台湾富少李宗瑞的不雅照也被网友扒出来弄到了网上，最终李宗瑞因强奸罪被判刑14年。10月，法国八卦杂志《Closer》刊登了英国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王妃在普罗旺斯度假时的无上装照片，英国王室因此起诉法国媒体，最终《Closer》的记者被辞退。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本该作出一定的让渡。他们占有公共资源，拥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工作与生活都会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基于公众兴趣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利益权衡的结果，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会受到更多的限制。”[4] 但单纯从公共人物受关注的角度来推出公众人物隐私权不受保护并不合理。隐私权受到限制并不代表没有隐私权。公众人物依然拥有自己纯粹的私人空间，新闻媒体或其他个人非法获取并报道相关隐私问题，将被视为侵犯了公众人物隐私权，依法应当受到约束与制裁。 司法实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