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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好学力行铸青春 　　青年·梦 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救国图强的道路上陈望道孜孜以求，从回到家乡兴办村学到重回学堂发愤学习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陈望道积极探寻救国的真理。 复旦大学作为一所国内乃至世界知名的学府，一直是莘莘学子向往的高等教育圣地。除了古典秀丽的校园环境、雄厚卓越的师资科研，还有那独特的“复旦精神”——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在复旦大学的崛起之路上，有个老者至今依然令我们无法忘怀，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陈望道先生。无论是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始人还是复旦大学首任校长，在复旦大学的半个世纪时光里，他时刻践行“好学力行”。当我们走近这位老者，我们发现他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作者。陈望道的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教育事业和语言事业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1848年，一本德文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在欧洲横空出世，照亮了正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世界工人运动。 72年后，这枚先进思想的火种因为一名29岁中国青年的努力得以照进中国，点亮了整个神州大地。 这名青年名叫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作者。 在今天的中国人眼中，《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在当时的中国，这本《共产党宣言》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 当我们走近这个农民的儿子，我们发现，他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学术活动同样刻在中华民族图存图强的百年历史上——编写了被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修辞学发凡》；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校长……陈望道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教育事业和语言事业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努力探寻救国之路 陈望道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虽然识字不多，但因受到清末维新思想的影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憨厚老实的父亲最常对儿女说的一句话便是：“书读在肚里，大水冲不去，火烧烧不掉，强盗抢不走，无论走到哪里都管用。” 在父亲的影响下，陈望道6岁便入私塾读书。少时的陈望道勤奋好学，聪颖异常。随着岁月流逝，年岁增长，陈望道渐渐不满足于传统私塾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渴望获得新的科学知识。于是，在他16岁那年，陈望道离开了家乡，来到了义乌县城学习。然而，一年的宿学生活未满，陈望道便返回了家乡。 原来陈望道虽出生在偏僻的山区农村，却自幼怀有报国之志。自懂事那时起，他就对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关切和忧虑。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封建王朝腐朽没落，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入侵，整个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救国图强的道路上陈望道孜孜以求，从回到家乡兴办村学到重回学堂发愤学习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陈望道积极探寻救国的真理。 在当时流行的“兴实业，重科学”思想促动下，陈望道曾一度想去欧美留学，因为“欧美的科学发达”，然而由于承担不起高昂的欧美留学费用，陈望道终改道日本。而正是这次改变，让陈望道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世界，也给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胜利的喜讯，迅速传至日本，立刻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纷纷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就在此时，陈望道结识了当时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在河上肇的影响下，陈望道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也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并在中国大地迅猛发展，远在日本的陈望道待不下去了，遂于同年六月毅然返回祖国。受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院校长经亨颐邀请，他来到浙江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员。也是在这里，陈望道登上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舞台，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修辞学发凡》阐扬修辞学奥蕴 陈望道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的贡献是卓越的；而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样为世人瞩目。他著作的《修辞学发凡》完成了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 1920年9月，陈望道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任教期间，他先后开设了文法、修辞、美学和新闻学等课程，其中陈望道特别对修辞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陈望道就开始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不仅因为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重镇，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在近代世界各国的变法维新总是伴随着语言的革新，语言对一个民族的解放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要启发人民思想的解放，语言文字举足轻重”，“而中国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