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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岸的高房价 　　台北房价有多贵？广为流传的估计“十五年不吃不喝”根据的是住房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之比，这一数值在过去十年间从8.9上升到了15.7。根据另一项类似的调查，香港的这一数值为17，温哥华为10.6，位居世界上房价最贵城市的前列（台北不在这一调查的城市之列），伦敦和旧金山则分别是8.5和9.2。这意味着台北房价在全世界也算很高的。一般家庭要将三分之二的收入用于住房按揭，这比可承受的比例高了30%。 　　自2005年以来，台北房价上涨了一倍多。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价格一般为62万美元。全台湾的房价都在上涨，台北只是最为严重的案例。2005至2014年间，台湾住房平均价格上涨了70%，按揭/收入比不断突破可承受的界线。工资水平则停滞了，仅仅上涨了12.25%，比通货膨胀率还要低。与此同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3.92%，远低于房价上涨水平。 　　高房价之殇 　　这是自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房价第三次大幅上涨。首次房价上涨源自油价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第二次房价上涨发生在1980年代末，主要归咎于仓促的经济自由化，里根政府向台湾当局施压，令其开放市场以减少过量的贸易顺差，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十分剧烈，房价在1987至1990年间翻了一番。放松金融监管和台湾货币的迅速升值导致了大量外国资本涌入；过量储蓄和低利率使得许多资金都被用于房产投机。这一段经济混乱期催生了1989年台湾人民争取居住权的大规模运动――无壳蜗牛运动。 　　开始于2005年的第三波房价上涨恰逢经济增长放缓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主要诱因是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多变和大陆人力成本的上涨，导致台湾在外资本大规模回流。2009年出台的一项旨在吸引资本的政策将遗产税税率从50%降低到了10%，使得情况更加雪上加霜。由于许多生产线已经转移到了海外，回到台湾的投资者没有兴趣再投资工业建设了。此外，台湾的税制安排使得房地产投资成为了有效的避税和保值手段，进一步刺激了资本流入房地产市场。 　　和1980年代的房价上涨相同，过度储蓄同样发挥了推动房价的作用，但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的过度储蓄主要来自企业而非来自居民。在第三波房价上涨期间，平均居民储蓄率下降了，对于中低收入者尤其如此，这表明这一波的投机者要比上一波更加富裕。 　　此外，2002年通过的一项规定允许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并购买房产。台湾对来自大陆的买家施加了限制，例如最低首付为50%，每年逗留时间不得超过四个月，三年之内不得将房产再度出售。这一所谓的“五四三”规则限制了大陆居民购买的房产总量，迄今为止只有191项交易获得了批准。然而，许多房产投资是通过有大陆股东的跨国公司进行的，这意味着大陆资本对于台湾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实际上可能更大。此外，台湾当地的房产投资者对大陆居民未来将购买房产产生了预期，这也可能进一步助长投机行为。 　　由于房价不太可能突然大幅下跌，房产被较为富裕的人视为很好的投资和保值方式。台湾自1990年以来实行的亲市场的住房政策对于稳定住房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经济动荡的时期，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都为低息按揭提供了额外的资金。2001年时土地增值税被降低了一半，这都是有利于住房市场的刺激因素。 　　通往公正之路 　　投机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超级富豪数量的增加。对于全世界的富人而言，买房都是大受欢迎的投资渠道，在台湾尤其如此，投资房地产获利颇丰，能够迅速累积大量财富。1998年时，收入居前百分之五的群体的收入为最低百分之五群体的32.7倍，2012年时上升到了96.6倍。尤其是在2000年后，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群体积累的财富比剩下所有人加在一起还多。在《福布斯》榜上有名的台湾亿万富翁的数量从2009年的5人增加到了2015年的38人，前五大富豪中两人从事的都是房地产。在台湾，财富越来越依赖于从房产市场获得的资本收益，而非真实生产所得。 　　住房难的问题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在这种经济压力之下，家庭结构也在渐渐发生变化，例如，年轻人推迟了结婚年龄，结婚率和生育率也都下降了。2010年台湾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了0.9，居于世界最低水平。这些变化反映了日益扩大的代沟。年轻一代不再追随父辈组建家庭的路径，他们也不具备与父辈类似的积累财富的经济手段。台湾媒体近来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25岁至40岁的年轻人中，50%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以节省住房成本。对于台湾日益深重的代际危机，房地产投机“功不可没”。 　　出于上述原因，争取居住权的运动再次获得了能量。尽管对于多数人而言，“社会性住房”这一概念是新颖和未知的，但这一概念立刻就获得了民众的支持。社会性租住房这一概念类似于美国的公共住房。相关的非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