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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成书源流和版本情况 　　摘 要：潮州歌册是用潮汕方言口语表述的以唱为主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其形成年代，《潮州府志》并没有记载。但对于“潮州歌册”渊源及形成的界定，至少可以上溯至明代。若从潮州歌册的结构、形式、演唱、内容来看，潮州歌册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说话”和“变文”。到了近代才引起官方的重视，对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整理，并多次结集出版。它对于文字学、方言学、文献学以及民俗文学等科研学科都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 关键词：潮州歌册；版本；流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107-01 潮州歌册又名潮州歌、潮州俗曲、潮州歌文，是清代道光初年开始流行于潮汕、闽南、港澳台及东南亚潮汕籍华侨聚居区的曲艺品种潮州歌的表演底本。潮州歌是用潮汕方言口语表述的以唱为主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据马风《潮汕文化丛谈》中写到，它是由唐代以来的潮州弹词演变而成。歌文都用潮汕方言编写，有曲有白，之所以称为“歌册”，可能是因为早期较短的歌文仅凭借记忆诵唱，而无稿本，较长一些的歌文只抄写在纸张上，凌散而未成册，当有了整齐统一的印本之后，就称之为歌册了。（见《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吴奎信《文史知识》1997年第09期） 潮州歌册的形成年代，《潮州府志》并没有记载。它作为一种俗文化，特别是女子文化，被封建社会视为“书正歌邪字无曲”而未载入史册，可想而知。但对于“潮州歌册”渊源及形成的界定，至少可以上溯至明代。若从潮州歌册的结构、形式、演唱、内容来看，潮州歌册近似我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说话”和“变文”。（见《论潮州歌册的历史渊源与现状》 吴丽玲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1999年第2期）“说话”在隋代已广泛流传，它是一种讲故事的说唱形式，一般以七言为主，内容以说小说、史书、民间故事为主，说话的底本称 “话本”。另一种叫“变文”的民间说唱，内容主要演绎佛经和历史故事。而对照 “潮州歌册”的结构，内容、用词、句法，与“说话”“变文”皆有共通之处，均可寻出其与古代“说话”及“变文”两种说唱形式的传承关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原来在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一些取材于佛经或中国民间故事变文也开始在潮州一带流传开来，后经过唐代变文，宋代陶真，元明宝卷、词话等，进而从这一系列流变中分化出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弹词。 而弹词主要流行于南方，用琵琶、三弦伴奏，自弹自唱。如《二十四孝》、《娘娘落山》等皆是那时流传下来的弹词作品。但在明清时期，弹词虽然十分盛行，但因演唱弹词时技巧性要求很强，且又需乐器伴奏，难以普及大众。同时，弹词抄本除了抄写唱文外，还得给其标注伴奏曲调，所以在传抄时极其繁琐，错漏很多，难以保持其完整性。一些民间文人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开始整理弹词唱本，除去繁琐的曲调标注，单录歌文。又因此种刻本即可唱又可读，且无需乐器伴奏，当时深受人民喜爱，一些书商也因此大量刻印刊行，使得弹词刻本开始流行于世。这些刻本题名后大多标有“全歌”字样，如《宋帝?全歌》、《绿牡丹全歌》、《刘明珠全歌》等，群众统称这些刻本为“歌册”。 从简短篇幅、简单内容以及口头流传形式，发展成为编印成册的宏篇巨制的叙事歌册，潮州歌册从弹词中蜕变出来后，又汲取潮州当地的民间艺术营养，结合潮语的语法与音韵，融合潮州民歌、?歌、俗曲等曲艺形式，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表现力和艺术性，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吴奎信在〈潮州歌册溯源〉一文中写道：“依据潮剧《明代潮州戏文五种》论证潮州歌册产生于明代初年，他还认为明代潮州戏文中的唱词其实就是潮州歌册的原始形态。” 潮州歌册自明代产生以后，逐步发展，晚清有了歌文册本至解放约100年间，是潮州歌册广泛流传的兴盛年代。（《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吴奎信《文史知识》1997年第09期） 潮州歌册历史悠久。据郭马风〈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考证，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印本，是清咸丰年间潮州李万利商号印的唱本。但后来又在民间发现了更早的手抄本，是?代乾隆年间的重刊本，也就是说它的原刻本可能出版在乾隆时期之前，这样就把潮州歌册刻本文献的出版时间提前了起码一百多年。（详见《清乾隆年间潮州歌册已有刊物刻本》，马庆贤《 汕头特区晚报》 2005 年10 月20日。）而有记载的极盛时期，是在清乾隆至同治年间（1735-1874），潮州府城的李万利等书坊就大印特印潮州歌册（大量的是木刻版）。清乾隆以后至民国，潮州先后有老万利、万利生记、万利春记等多家书坊，印制歌册约五、六百部。除民国时期有个别铅印本与石印本外，清代流传下来的均是木刻版本，土纸材料，约三寸半宽，五寸长（约32开本大小），楷书字体，约今之三、四号字体大小，直行板式，每行印四句七言，每句约空出半字作间隔，清楚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