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 Translation II法律文本的静态对等翻译.pptxVIP

Leg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The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GDUFS法律翻译的目的法律翻译策略的确立与源法律文本制定的目标有着直接和必然的关系, 任何策略的制定本质上都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服务。从宏观上讲, 一个国家或政府制订法律条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司法或治国理念。立法的目的是如此, 执法的目的是如此, 司法的目的也是如此。从微观上讲, 法律文本的制定在许多情形下是为了传意, 即把立法者/ 统治者或法律文本制作人的意旨或意图传达给有关人士: 让民众知法守法,当触犯或违反有关法律或规定时,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 让当事人明白在一定的法律框架或条件下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和利益, 为了享有这些权益, 他应尽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没有尽到有关的责任和义务, 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受到何种处罚。就这类法律文本的译本而言, 它的目标或功能与源语文本也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法律翻译的目的译本的理想境界是将源语法律文本的作者( 立法者或法律文本起草人) 写入文本的每一个意图不折不扣地传达给译本的使用者, 把源文本中的所有信息从质到量到型( 风格和格式) 都精确而充分地表述出来, 使译本的信息与源本的信息尽可能完全对等, 从而使译本发挥与源法律文本尽可能相同的功能, 以便产生与源文本尽可能相同的法律效力。这就是法律翻译的目的。这个目的适用于以双语立法的国家与地区( 如加拿大、香港) ; 也同样适用于仅把译本作为执法或司法参照依据的国家和地区( 如中国) 。 只有使用尽可能相同的执法依据和司法准则, 才有可能将法律纠纷降至最低, 才有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司法公正。Domestication vs. foreignization从大量成功的法律翻译实践来看, 归化式的法律文本比较少见。凡属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译文, 无论属于哪一个文类, 其语言都是相当归化的。既然我们否定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对于法律翻译的适用性, 我们同样不可以接受归化作为法律翻译的主流策略。但正如上例所述, 我们并不排斥法律文本中包含部分归化的译法。如果从具体的或微观的翻译方法角度而论, 紧扣原文文意的异化翻译方法的确可以出产精确度更高的译文文本。不过, 就英译汉而言, 异化文本往往句子冗长、结构复杂, 可读性差, 文意不容易为读者所理解。但凡在翻译中采用归化策略的, 一般都是为了迎合目的语大众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而这在法律文本的翻译中往往没有必要, 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法律文本的读者不是一般民众, 而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他们需要的是咬文嚼字式的精确表达的法律概念或条文。所以归化翻译策略对于法律翻译也不适用。归化和异化均非法律翻译的策略但在具体翻译作业中, 只要译文表达精确、忠实于原文, 传达了原文作者的每一个写作意图, 能发挥与原文对等的法律功能, 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的方法都可以使用。故此, 我们与其将归化或异化看成是策略, 不如看成是策略之下一层面的翻译方法。所以, 异化和归化作为法律翻译的策略, 不能成立; 但作为方法, 它可与适用的策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译者可酌情使用。目的论:功能主义翻译策略翻译活动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 为了达成翻译目的, 译者可以使用任何策略和方法, 这就是翻译理论中目的论功能主义的精髓。这一套翻译理论的创始人赖斯和维米尔表示, 他们提出的目的论是适用于所有文本的通用翻译理论, 维米尔甚至直接表示他们的理论完全可以应用于法律文本的翻译( 李德凤27: 97) 。其理论的支持者意大利Bologna 大学教授Gar zone 也专文论述了目的论功能主义理论对法律翻译的适用性。在Gar zone( 2) 看来, 由于目的论的功能主义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综合性和灵活性, 所以它可以涵盖一切翻译原则和策略。果真如此, 翻译领域除翻译方法之外的一切理论探索都是多余的、徒劳的。在翻译界,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凡是搞理论的往往都认为他们创建或认可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把他们的理论应用到一个他们不熟悉的领域, 其理论上的破绽就会像常识性错误一样显而易见。赖斯和维米尔提出了六条规则: 1) 译文由其目的决定; 2) 译文在目的语文化和语言中传达信息, 该信息与原文化和语言中传达的信息相关; 3) 译文传达的信息不可以清晰地译回原文; 4) 译文必须内部连贯; 5) 译文必须与原文连贯; 6) 上述五条规则按等级排列, 目的规则统摄其他规则( Reiss Vermeer 1984: 119) 。Criticism on Skopostheorie很显然, 这样的理论是要用一般来涵盖特殊, 以全体来统摄所有个体,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