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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惩罚和人类合作秩序维持
制度性惩罚和人类合作秩序维持 摘 要:在存在广泛合作交往的当代大规模社会下,人类仍面临公共品搭便车、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现象所导致的合作困境问题。惩罚是维持人类合作秩序的基本机制,但是对人类合作起源与演化有重要影响的同辈惩罚学说需要利他性惩罚者的存在,在人类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制度性惩罚是保证任何规则都能够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制度性惩罚是解决各种合约中潜在困境问题的关键,其有效实施的前提包括权利规则明确合理、具有权威公允的第三方以及通过激励改变惩罚的成本收益,以使惩罚成为“合算”的事情。
关键词:制度性惩罚;人类合作铁序;社会困境
中图分类号:F062.9;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003-07
一、引 言
无亲缘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大规模合作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Pennisi[1]认为,这种合作生产的能力为人类祖先带来更多的食物、更好的保护和儿童照料,从而带来繁殖的成功并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Griffin等[2]以及Nowak[3]等学者认为,合作是个人背负一定的成本而使他人获益的行为,但是进化意味着个体间激烈的竞争,人类可以在大规模群体中与非亲属成员进行合作的现象令人十分困惑。Colman[4]指出,人类合作行为如何演化与维持是摆在演化生物学家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家面前的重大命题。对合作行为起源与演化的科学解释,出现了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网络互惠、群体选择以及基于利他性惩罚的强互惠等理论,这些理论为探讨人类合作演化的终极原因提供了部分解释。
探究合作的起源与演化固然重要,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虽然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功解决了许多合作难题,但是在大规模社会下,人类仍然面临如公共品搭便车、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所导致的合作困境。人类发展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促进社会成员的合作,激励生产创造。惩罚在保障制度有效运作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在抑制违规行为、解决社会困境以及促进人类合作扮演着独到的角色。制度性惩罚是大规模社会条件下保障人类秩序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分析合作、制度与惩罚的相互关系,借鉴相应学科的研究成果,集中论证制度性惩罚如何保障社会基本合作秩序。
二、合作中的合约类型与社会困境
Hobbes[6]在《利维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讲述了由于个人追求自利的理性行为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悲剧状况,这就需要社会成员订立契约来规范个人行为。现代社会以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为特征,所有人都处于紧密的社会合作链条中,社会的运转实际是由一系列的合约组成的,当合约以明确的方式确定下来时,就形成正式的制度体系,默认的合约以社会规范的方式为人类行为规则提供指引。广泛的利他行为都可被视为一种合作行为,不论是市场交易、政府行为,还是家庭或朋友的交往,都可以抽象为一种合作,而交往中明确的或是默认的规则体系就构成了合约,这个合约具有为交往主体所公共认可的性质。根据参与方的地位状况和参与者数目,可以将合约进行如下的划分:
1.同等责任合约
同等责任合约的订约各方在合作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公共物品问题和公共资源问题是典型的同等责任合约。这类合约的参与者一般可以简化为同质的代理人,每个人对合约规范的责任是同等的,在执行规范和违反规范的选择权中的地位也是对等的。公共物品的合作困难主要在于搭便车问题,而公共资源问题则常被Hardin[7]描述为公地悲剧,合作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公共利益相冲突,理性自利人的占优策略必然是背叛。
2.不对等责任合约
同等责任合约的参与者常是多方的同质参与者,而所有不对等责任合约均可简化为双边的,即由参与双方正式或非正式地确定合约。合约双方的责任一般是不对等的,双方在合约中的利益常常是相互冲突的,一方违约直接导致另一方的损失。根据合约参与者数目的不同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一对一合约。
双方签订的正式交易合同是常见的一对一合约,双方的市场势力基本对等,但双方掌握的信息常常不对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合约签订时和签订后都可能存在一方对合约默认规范的违反。这里的合作难题不是违约直接导致相关合作的瓦解(在违反规范的同时一次性合作已经实现),而是引致社会同类合作和后续合作意愿的降低,导致Akerlof[8]描述的“劣货驱逐良货”甚至市场的消失。现实中,信用在保证这类合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整个社会的道德信用又是一个“社会困境”问题。
第二,一对多合约。
一对多合约同样存在信息问题,且合约双方的地位(市场势力)一般是不对等的(如企业与员工的雇佣合约、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交易合约等)。具有市场优势的一方经常可以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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