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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探究客观主义和解释主义范式和方法述评 　　摘要：大学文化研究从客观主义向解释主义范式与方法的转移，对于大学文化研究者和大学管理者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结合马林诺斯基的文化静态论、文化动态论，以及我国学者对高校社会作用的描述的“适应说”与“引领说”，大学文化在社会文化大环境包围之下，应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有所为有所不为，创造性应对社会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管理者还应当高度重视倾听广大师生的心声，凝聚共识，尊重差异，共同建构开放、包容、多元、和谐的大学文化。 关键词：大学文化；客观主义；解释主义；范式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1-0105-05 收稿日期：2013-9-17 基金项目：2012年教育部社科司重大委托项目“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12JZDW008）。 作者简介：于京燕（1963-），女，河南西平人，理学硕士，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气象学教育教学研究。 一、客观主义和解释主义立场的差异 组织行为学家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是，组织环境是客观的，还是社会建构的现象[1]（P9）。持客观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组织成员把环境视为消费者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偏好，要求组织通过行动与环境达到平衡。其基本假设是，组织是理性的、客观的、真实的实体。而环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因此组织也要相应变化。所以管理者的责任是理解环境的变化，帮助组织适应环境的新需求。管理者面临真实的问题，需要真实的解决方案。如果失败了，那是因为组织没有理解环境的变化，或者没有成功适应环境的需要。持社会建构立场的学者们则认为，组织成员创造他们自己的环境。组织领导人可以定义和解释组织的意义。组织及其环境之间的边界从来不像有些组织理论家所想象的那么清晰、那么稳定。这些边界可能会变动、消失，甚至是人为划分的。其基本假设是，组织参与者基于组织的历史传统、目前的状况和个人观念，社会建构了组织的文化，形成对组织性质的解释。组织文化的重点是，参与者形成对组织环境的多种模式、多种意义的理解。 持客观主义立场的研究者认为环境是一组综合的、客观的、棘手的事实。与之不同的是，建构主义者虽然也承认引起组织关注的事实，但排除那些没有引起注意的事实。组织有很大的能力通过选择性的注意和解释来构建自己的环境。组织文化由丰富的人类经验构成，不可能还原为预先确定的要素或价值。高等教育组织成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体系，既不可能避免外部的干预，在一种科学控制的环境中来研究，也不能把环境设想为具体的事物。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行为都存在于文化世界中，存在于我们自己构建的意义之网中。 因此，现实不是某种外在于参与者的客观，而是通过社会交流，对观点不断确认、修正或取代的过程。这种解释论的立场对高等教育具有深远意义。例如，面对传统大学生生源市场人数的下降，管理者未必要适应环境。他们也许注意到企业界要求加强某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但他们不把这种要求看作紧迫的课程改革任务。相反，大学特别是大学校长可能基于各自的文化，以独特的、创造性的方式来解释环境。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被支配的、微弱的、还是选择性的？公立大学面对公众的时候，是基于院校传奇，还是有待占领的市场观念？不同的解释构建不同的环境观点。 二、解释主义取向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所谓研究范式，“是指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期间内，它们对于科学家社群而言，是研究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解答的范例”（程树德译本把“Paradigm”译为“典范”，把“Thomas S. Kuhn”译为孔恩，这里依照大陆学者的习惯译法，分别译成“范式”、“库恩”）[2]。长期以来，学者们更多从客观主义立场研究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及其行为，把组织研究看成是实证研究。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以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主义立场的文化人类学家的影响，在美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中发生了“解释主义转向”的研究范式的转移[3]。格尔兹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指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因此，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4]。 著名组织行为学家彼得森把这种新的解释主义范式概括为：研究那些主观的、需要进行解释的组织要素，而且主要依靠组织行为者自身来进行解释[5]。这种研究范式及其方法的特征是，研究者运用整体性的研究设计和分析，强调把组织看成是文化意义之网。研究者力图通过调查揭示组织参与者是怎样理解和构建组织现实及其环境的。 解释性研究设计包括如下三个组成部分[1]（P14）： 1.使用多种质性研究方法，探索组织现实中起作用的多种观念 组织成员共同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