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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左传》叙事视角问题 　　摘 要：《左传》是一部叙事性极强的历史性著作，它叙述了从隐公元年到哀公二十七年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纵观《左传》整部书，其间既体现了叙事文本的结构性特征，同时更突出的是作者左丘明所采用的不断变换的叙事视角的问题。本文就“《左传》的全知视角”、“《左传》的限知视角”、“视角的流动性”以及“聚焦与盲点”这四个方面对其展开论述。 关键词：《左传》 全知视角 限知视角 聚焦 盲点 《左传》是一部叙事性极强的历史性著作，它叙述了从隐公元年到哀公二十七年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纵观《左传》整部书，其间既体现了叙事文本的结构性特征，同时更突出的是作者左丘明所采用的不断变换的叙事视角的问题。杨义先生认为：“在作者的先在的心智结构和文本的完成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错位的张力，先在结构赋予文本结构以对世界、世界的意义和形式的体验，文本结构则以其有限的形式让人们解读其难以限量的潜在意义。”当然早在作者落笔的时候，作者早已在心中将自己将要写的内容做了着重和次要性处理。而正是这样的处理，才让读者在解读这一文本时有了更深一层次的理解。例如《左传》中对战争的前因后果内容做了详尽的阐释，而对于战争的具体场面描述却是寥寥几笔。作者左丘明可谓是从人文的角度来阐发自己所想，注重对“礼”的阐述。如作者在写到“哀公十七年”时，讲到赵鞅围卫，齐国观、陈?救卫时，只写了这仅仅一句，并未对其中具体的围卫、救卫的具体战争场面进行描述。显然文章的结构体现了作者的观点态度，但是最能体现作者观点态度的，还是文章的叙事视角。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到“视角具有选择性和过滤性”，“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和谋略，使用某种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把动态的立体世界点化（或幻化）为以语言文字凝固化了的线性的人事行为序列。这里所谓语言的透视镜或文字的过滤网，就是视角，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所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可见，叙事视角体现的是作者的独特生活经验以及某种价值选择。那么左丘明在著述《左传》时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叙述呢？在叙述的过程中，他又是采用了聚焦还是非聚焦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呢？ 一、全知视角 《左传》总体上采用的是全知视角。杨义认为“源远流长的历史叙事，在总体上是采取全知视角的”。这是因为历史不仅要多方搜集材料，全面地实录史实，而且要探其因果原委、来龙去脉，以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果没有全知视角，是难以全方位地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因果关系、人事关系和兴衰存亡的形态的。 《左传》中采用“全知视角”的地方有如下特征： 第一，文学叙事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叙述的内容是社会生活事件过程，即人的社会行为及其结果，以及叙事的话语的虚构。叙事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人或物，而在于动态的事件，即人的行为及其造成的后果，它的认识价值就在于现实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及其意义。左丘明在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叙事的同时也注意到只有用全知的视角来描述历史事件，才可以充分地把握一切。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才可以对一切事件全部知晓，并且掌握一切。这样的叙事才是全面的，不需要依靠任何媒介的，因为叙述者本身就通晓一切、包揽一切。如《隐公元年》中：“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一段虽然是由对话组成的，但是可以看出，叙述者对故事的起因、发展甚至是故事的结局都早已清楚，一开始就为后面的描写埋下了伏笔。郑武公娶申，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庄公，二儿子叫共叔段。因为生庄公时难产，姜氏吃了很多苦，所以姜氏不喜欢庄公，而较偏袒共叔段。庄公继位后，共叔段仍想篡夺皇位，但庄公对共叔段不仅没有加以制止，反而是纵容共叔段的这些做法，其实庄公是认为弟弟的这些做法必然会带来“必自毙”的后果。一个“待”字足见庄公的谋略之深，也体现了庄公的虚伪，看似是在包庇弟弟，实际上是在等待着时机杀弟弟。 第二，叙述者可以将这种全知视角伸到人物的隐私层面，对人物会面时的谈话内容加以叙述。如庄公八年，连称、管至父因齐襄公不讲信用，企图和公孙无知一起发动叛乱。于是便有了连称堂妹在宫中对齐襄公的日常活动的监视，并且连称许诺“捷，吾以女为夫人”。这是一场密谋谈话，按照常理这段对话应该出了密谋人之外无人所知，但是叙述者却将这场密谋和盘托出，可见这也是叙述者全知全能的一种体现。作者站在全知的角度对所要进行叙述的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描写刻画，不仅使事件展现得更加全面，同时让读者对人物的性格、环境的发展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和体会。 第三，叙述者的全知全能，还体现在《左传》文段中反复出现的“君子曰”中。如《隐公三年》中：“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