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水和贪腐-从曾国藩借钱.docVIP

薪水和贪腐:从曾国藩借钱 　　曾国藩为什么借钱过年 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十一岁的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大约相当于现在国务院部委的副处级）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一封家书中写道： 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是男在外有负累，而家无负累，此最可喜之事。 一位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七品官，靠租房子栖身，还要借钱才能过年。从曾国藩这段话可以看出，清代官员的俸禄是很低的（明朝亦如此）。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光凭俸禄，在北京生活，清苦程度可想而知。 世上纯粹为理想生活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很少。绝大多数是肉身凡胎，要满足吃喝拉撒睡的欲望，要供养父母养育儿女，对物质一定会有最起码的要求，后来被誉为“完人”的曾国藩也是如此。那么，明清时期，俸禄很低的官员靠什么支撑度过清贫的日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做官趋之若鹜，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呢？ 显然，如果仅仅靠这种不合常理的低工资，不会有那么多精英挤破脑袋进入官场。考诸明清两代，朝廷明文规定的俸禄，对多数官员来说，不是主要的吸引力。对无数士子来说，做官的吸引力在哪呢？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人投身一项职业，首先追求两个低层次需求：即生理上的需求（饮食男女）和安全上的需求。对清朝的官员来说，如果到外地当七品的知县和八品的县丞，一家的衣食住行不成问题，尤其是被称为“百里侯”的知县，有各种灰色收入。清雍正年间火耗归公，一个知县的养廉银根据其所在地方的贫富程度，大约在400两到2200两之间，这当然是一笔巨款。即使如此，县太爷仍然可以通过收礼等方式敛财。 小京官没有养廉银，也没有下属孝敬――做到郎中、员外郎（相当于司长、副司长）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当然就不是穷京官了，他们也有收钱的路子。比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言的“炭资”，即京外有实权的官员进京给京官所送的“炭敬”“冰敬”（以“取暖费”和“防暑降温费”的名义送礼）。当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收到的红包丰厚程度差别甚大。曾国藩这一年毫无“炭资之赠”，大概和他供职于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有关，如果他当时在吏部、户部或兵部做个小官，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除外官孝敬外，还有本省籍”土豪”捐官的“印结费”。有钱人进京捐个官，需要同省籍的京官具结作保――保证此人政治可靠，得花一大笔钱让大伙盖章后再分配，这实质上是一种“投名状”或同省籍官员圈子“入场券”。如果京官是广东、江苏、福建、浙江这些富省籍，本省人捐官者多，那么分润的机会也多；而曾国藩很不幸是湘籍，这个省经济不发达，在道光年间捐官的人少。 但不管怎样，小京官虽穷，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即便是借钱过日子，也有商人愿意借给他们，为啥？图日后的回报。所以小京官哭穷，多半是哭给朝廷和有实权的京官看的，没几个通过正途（进士、举人）出身的京官主动辞职回家种田。 小京官能忍受一时的清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乃是他们在购买一种“期权”，即自己这只“股票”价格上涨的空间很大。尤其是翰林院出身的人，他们一外放，则是同知（正五品，知府的副职）这样的官职，在朝廷部、院升迁，也很容易做到司官和堂官。以曾国藩为例，道光二十一年还要借钱过年，道光二十三年升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当年任四川乡试正主考官――这是个肥差，不但风光，能收一批门生，地方政府还有几千两银子的“程仪”赠送。道光二十五年即升任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与知府平级）。 官员实现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后，也会追求情感的归属、被人尊重和自我实现。儒家教育也相当重视这三个层次，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便是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应当说，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衡量，曾国藩最后实现了马斯洛所说的高层次的需求，为当世人也为后世人敬仰。但若前两个基本的需求不能实现，曾国藩怎么可能实现更高层次的追求？ 清帝国的官员尽管俸禄不高，但毕竟朝廷按时支出工资。除官员外，整个帝国从中央各机构到地方州、县衙门，还有数量庞大的胥吏。清朝官和吏殊途，吏几乎不可能成为有编制的官员，更别说升官的空间了。这些胥吏不入流品，也没有秩禄，可谓“临时工”。朝廷六部的日常运转和地方政府的征税及治安，离开这些“临时工”，几乎会停摆。清末做过首任驻外公使的郭嵩焘曾言：“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朝廷不给他们名分（胥吏的政治地位很低），也不给工资，他们图什么？图替官府办事，借用官府给的“合法伤害权”来敲诈百姓以自肥。皇帝雇官员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