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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现象”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普通教师，仅仅因为在央视开讲《论语》7天而迅即“红”遍全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乃至成为一种罕见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值得媒体关注和思考的奇迹。 　　“于丹现象”让我们关注：一个个简简单单的故事，一条条平易朴实的道理，如何就引发了这么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市场日渐繁荣而消费主义亦复盛行的今天，人们何以对古朴原始的传统文化竟然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背后究竟有些什么奥妙和玄机？ 　　“于丹现象”令我们思考：传统文化的传播，究竟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才更有效？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如何才能转化为和之者众的下里巴人？历史深处那只王谢堂前的燕子，如何才能飞入今日寻常百姓家？ 　　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于丹现象”给了我们三点启示。 　　 　　启示一 　　中华优秀文化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富矿，一旦开掘出来，就会成为“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于丹现象”出现在当今中国，并非偶然。 　　最近一段时期，传统文化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焦点，维持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热度：且不说走红方式与于丹相近的阎崇年、易中天和刘心武，且不说前些日子社会各界围绕青少年应不应该“读经”展开的热切讨论、报端关于“中华文化需不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争辩以及“青春版”昆曲受到的热捧，且不说一些人自发、公益地给中小学生讲传统文化的“一耽学堂”以及京城大学出现的以崇尚汉代服饰为特征的“汉服社”……种种迹象一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热，正在当代中国悄然兴起。 　　民众为何会有如许举动？为何其指向都是如此明确？为何这么多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读者朋友不妨认真读一读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在谈到中国优秀文化重要的现实和历史作用时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是的，这正是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热兴起的根源和奥秘所在。 　　风，起青萍之末。从于丹们身上，从上述种种迹象里，细心的人们完全可以读出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某些端倪。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浪潮在器物甚至制度层面带来“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凸显文化认同与根源意识。“我是谁”的问题，迫使每一民族乃至每一个体不仅不能乞灵于任何纯然外部的文化来建立自我，反而必须深入自己的文化传统，从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 　　耐人寻味的是，近年来的文化复兴热潮，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过去，更不等于历史的复辟。 　　一位沈阳的“鱼丸”对于丹的评价是：“她把孔子请到了当下，请到了当今的生活之中。”换句话说，于丹从经典中挖掘出了现代性的资源，进行了某种阐释和调整，这是一种古为今用。 　　易中天的讲座中，可以说诸葛亮是众人仰慕的帅哥、董卓是杀人放火的恐怖分子――这，固然有表达策略的考虑，但可以看出，他所讲述、剖析的三国，体现的已经不是旧三国中的老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现代视角”，他力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去看待历史、分析历史。 　　诚然，不能把功劳全部归于宣讲者，因为传统文化本身的内容构成特点，已然具备了这种现代性的潜质。史学界对西方的文艺复兴有个观点：文艺复兴的现代性因子，大部分都可以在中古“传统”中找到根源。中国也不例外。古老典籍中的民本思想，虽然不能等同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但二者却具备相通的基础，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把孔子请到当下，使古老经典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这是“于丹”标本的一个重要启示。当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挖掘，还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有更具备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的设计与把握，于丹们贴近大众的接受特点、带有世俗化甚至娱乐化色彩的尝试固然很好，但并不能说这就是最好的道路，当然，更不是唯一。 　　 　　启示二 　　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尤其在物质虽然丰饶充沛而精神却相对贫乏迷惑的当下，人们更加渴求及时雨露对心田的滋润 　　有人说，于丹给大众提供的是一剂“心灵鸡汤”。于丹大受欢迎，折射出民众的心灵缺乏某种抚慰，精神上存在着某种饥渴。 　　此言极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这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水涨船高，两者之间，还有不小的落差，这也毋庸讳言。大部分中国人正逐渐富裕起来，不再为衣食担忧，开始忙碌着买房、买车、休闲、消费。然而，市场的繁荣、消费主义的盛行，并不必然带来人们心灵的充实。人文精神是社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倘有匮乏，必将影响社会发展的和谐，最终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