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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常”观念在中国管理现代化中的价值 　　摘 要：“三纲五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被奉为圭臬，也曾经被视如敝屣。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应以分析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进行再认识。其所具有的本土性、平衡性、贯通性、系统性、针对性，对中国管理现代化在认识和实践上均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三纲五常；传统文化；管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088-02 　　在管理领域，可以洋为中用，也可以古为今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在经历了最初对西方理论与实践的照抄照搬之后，早已开始了中国化的执着探索，包括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智慧与营养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纲常”观念作为经历了两千多年社会管理实践历练的中国管理思维，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应该得到管理中国化探索者的特别重视。 　　一、“纲常”观念与当今时代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谓之“三纲”。“纲”有根本、统领、表率等义，“三纲”即社会交往中三条基本的原则。“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谓之“五常”。“常”有不变、恒久、常规等义，“五常”即待人律己中五项基本的规范。“三纲五常”的基本思想先秦已有，自西汉起其内容逐渐统一、规范，并有了“三纲五常”的称谓，也简称“纲常”。历经两千多年统治者的倡导，思想家的阐发，文化教育的传播，社会生活的践行，纲常观念早已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了某种似乎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东西。 　　三纲五常产生于中国社会小农经济、专制政治、家庭本位的土壤之中，又反过来教化和约束着它的君臣子民，参与了创造和维护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命运多舛的华夏文明得以延续至今，但也妨碍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正因如此，一方面，在两千年的中国专制社会中，它被奉为圭臬，金科玉律，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又被视如敝屣，甚至干脆被概括为两个字“吃人”。 　　作为华夏子孙，说起推动中国现代化有必要向传统文化汲取智慧的大原则、大道理，无不认可，可一旦涉及具体汲取什么、怎么汲取，则往往语焉不详。特别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被冠上污名的三纲五常，国人除了痛斥之外，便是避之唯恐不及。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是主流；儒家思想中，伦理思想是主导；伦理思想中，纲常观念是主干。因此可以说，纲常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核心、精髓和基本源流。声称要继承传统文化，却要么简单粗暴地对三纲五常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要么有意无意地无视或试图绕开三纲五常，其实都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中国人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实践出发，看三纲五常，应该秉持分析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以分析的观点看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本来就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专制与人性同在的。一方面，三纲五常毕竟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且是专制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部分，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平民文化的今天，很多内容确已沦为糟粕，甚至是现代化的绊脚石。如三纲思想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愚忠愚孝”“男尊女卑”那一套等级观念、性别歧视、人身依附等，即便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更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让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另一方面，对纲常观念也不能情绪化地一骂了之，简单化地一弃了之。如果三纲五常仅仅是一堆只能荼毒心灵的垃圾，那让我们如何理解那些开创盛世、名垂青史的明君贤臣的孕育产生？被中华民族万世景仰的文天祥、岳武穆那样的忠臣良将难道不是三纲五常教化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在一个世纪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曾经以非白即黑的逻辑对待过包括三纲五常在内的传统文化，“打倒”“砸烂”，痛快一时！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当年被我们慷慨激昂、轰轰烈烈地“打倒”“砸烂”的东西，至今依然顽强地驻守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这是因为，一种思想文化能够传承几千年，绝不可能仅仅归之于某个圣人的非凡智慧或某个统治集团的一厢情愿，而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等原因。三纲五常思想虽曾长期被中国专制时代的统治者作为统治工具所利用和倡导，但它却是植根于中国社会深层的文化积淀与文化结构之中，反映着中国人现实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折射着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和精神世界，是中国社会管理智慧的结晶，因此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甚至超越文化的价值。以今人的智慧，一定可以在曾经被我们弃之如敝屣的纲常观念中重新发现实为当代稀缺资源的宝藏。 　　以发展的观点看三纲五常，无论是三纲五常本身，还是后人对三纲五常的解读和践行，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就五常观念本身而言，在孔孟之前，“仁”“义”“礼”“智”“信”等就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基本道德观念，所以孔孟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