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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农村公共权力异化的回归路径探析 　　[摘要]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条件下，资源型农村换届选举成为人们争夺权力的舞台，而取得权力又成为控制集体资源的手段。这种权力异化现象主要由于：村民自治制度流于形式，村干部结为特殊利益团体，地方政府行为失当，村民民主参与层次低。资源型农村公共权力回归的主要路径有：落实自治制度，保障农民当家；尊重干部利益，确保农民分红；承担政府责任，发挥正面作用；提高农民素养，促成社会信任。 　　[关键词]资源型农村；公共权力异化；村民自治；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3-0076-04 　　农村公共权力是村委会用于处理农村公共事务的法定职权，其权力来源于广大村民的选举和授权”[1]，村委会应在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监督下，代表全体村民行使农村公共权力。但事实上，这一名义上由村委会集体行使的权力，在部分资源型农村变为由村支书和村主任两人合谋行使，甚至成了村主任一己之私权。基于对山西省吕梁市A村的长期跟踪观察，本文尝试探析资源型农村公共权力异化的一般面貌和内在原因，并试图探讨回归路径。 　　一、资源型A村公共权力异化的现实 　　A村是山西省吕梁市一个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的大村，有居民360户1800多人。集体化时代，该村是一个纯农业村。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出台“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政策后，当地开始鼓励支持私人从事煤矿开采。A村一个能人响应号召，与村委签订协议，由其承包开采村内煤炭，10年后煤矿产权归还村委。1987年该人通过招商引资，成立村办煤矿。1988年正值煤矿运营良好时，该村村民集体因该人违规使用集体土地，将其起诉。经法院调解，A村于1990年收回煤矿产权。随后，时任村支书和村主任两人私下将煤矿承包给该县焦化厂，村民却一无所得。 　　199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次年9月，山西省配套实施办法公布。全国范围内首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正式展开，山西省要求各地乡镇政府积极动员村民，A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亦肇始于此。全体村民参选??情很高，竞选场面尤其激烈。一名竞选者挨家挨户宣传其治村策略，承诺一旦当选将立即免去全村儿童的学杂费用，并为村里修筑河堤道路，发放节日福利。原村主任则一边宣称他当选后会比别人做的更多更好，一边秘密组织竞选团队以每张票两百元的价格入户买票，但他并未如愿当选。新村主任上台后，仅仅被迫兑现了免除全村儿童学杂费用的承诺（因为村民拒绝交费），紧接着就带领新村委班子夺回煤矿控制权，私自将其低价承包给某商人。村干部因控制煤矿获取巨利，村民相当不满，但他们寄希望于三年后的改选。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换届选举。 　　2002年冬，A村迎来了第二次换届选举。根据当时国家发布的一些通知和方案，煤矿能够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实现有偿转让，这意味着企业可以一次性买断煤矿资源。煤矿承包商早就想低价购买煤矿开采权，但遭到了村主任强烈反对，两人矛盾由此激化。当年7月，煤矿承包商大肆宣传，只要村民联名让村主任下台，每人就能得到十万元。村民们在此诱惑下，迫使村主任很快离任，但承包商却没有履行承诺，村民分文未得。这时，乡镇政府指定村委副主任临时代理村务。于是再一次换届就变成了代理主任和某位竞选人之间的争夺。两人均承诺一旦当选，就把村有煤矿高价出售，每位村民有望能分到十多万元。代理主任还不惜每张选票出价一千元，把大量选票收入囊中，结果胜利当选。上台后，村主任和村书记两人很快把煤矿卖给当地某企业家，村民并未能按照先前承诺每人分得十万元，而是仅仅拿到四万元，村主任与村书记却双双暴富。对此，村民极为不满，马上组织起来到处上访告状，基层政府却以防控“非典”为由阻止村民出村活动。2005年初，未经村民代表会议知情，A村村委在原承包人承包期满后，又私自将煤矿转包给当地一家大型煤企。村民愈加不满，欲组织上百人到京上访，不料被地方政府阻拦。后经多方协商，该煤企答应每年给每位村民发放两千元福利。 　　2005年底又到了换届选举之时，集体经济时期的一位老主任发表演讲，痛斥A村近年发展现状，主张改变村里面貌，维护村民福利。已声名狼藉的在位村主任只是秘密组织人手入户买票，落选后又秘密买票竞选村支书未果。然而到2007年时每位村民的两千元福利突然停止发放，于是村民集体组织起来到煤矿工地阻止煤炭外运。村干部一面收买行动带头人，一面伙同地方政府拘留部分村民。此次村民集体行动遂分化瓦解。 　　2008年换届变成了某位老主任、村支书支持的一名年轻人以及与村支书有过节的一富户同台竞争，但村民已然失去信心。多名竞选者轮番地公开组织人马入户买票，村民也变得“聪明”，纷纷把选票投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