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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放足运动 作者：郝先中 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更新时间：2007年11月02日 缠足,作为男权文化的产物和汉族特有的习俗,在中国历时近千年。清朝初年,统治者出于沿袭和稳定满族旧制的初衷,下令禁止妇女“束发裹足”[1],成为废除缠足运动的肇端。此后,历经数百年的奋斗,缠足陋习终于破除,成为历史沉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自身的努力和贡献是首要的。然而,另一种文化和域外因素的影响和干预也不可忽略。本文拟就来华传教士对放足运动的倡导、参与及其影响作初步考察。 一、利用传媒宣传缠足之害 来华传教士目睹中国妇女在缠足恶习摧残下的痛苦情状。在他们看来,上帝创造人类,本来即赋予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本着“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2]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3],并强烈抨击缠足:“戕乎天质,逆乎天理,斯为最酷者也”,“坏上帝所造之形器,将善足戕贼而变为逆性之施”,“实僭上帝之权,犯罪非轻”。“我教会切宜速除此弊焉”[3]。在广州传教的嘉约翰医生指责缠足的做法是一种反对上帝和人类的罪恶。[4](P110-111)正是基督教注重男女在教义上平等的思想,深深地触及了缠足这一中国封建文化中的敏感部位。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从另一个角度,借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糅合基督教的观点,对缠足这种不人道的风习加以批评:“世人强改仪容,变本加厉,渐而久之,竟忘上帝所赋之美质,岂不可慨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乃今竟毁伤其肌肤,则在子女为不孝,在父母为不慈,两失之矣。且裹足之女子,尝少走动,血气不舒,易生疾病,产子艰难,其身多软弱,故生子女亦少强壮,而不裹足之妇人,走动甚易,身体固健,所生子女亦无不健。由此观之,裹足与不裹足,其损益之理甚明矣。”[5](P116-119)美国传教士卜舫济进一步分析了缠足对妇女自立能力及精神上的伤害。他写道:“夫世人无分男女,各有当劳之事、当守之分,富者然也,贫者更盛,倘缠女子之足,岂非减少其操作之能力乎?……既缠其足,必紧其脑,两足纤削,终身不越闺门,亦何能仰观俯察,远瞻高瞩?讵知生人之知识,大半从见闻阅历而来,故耳目实为引知识之门,苟应足小而不出户庭,则于一切世故,直皆懵无见闻,妇女之知识,每多浅陋,坐此弊也。夫脑既受损,必害及胆力。……故妇人于凡事,每存一依傍他人之心,其胆量也削归乌有,仅剩一团柔靡之气而已。”[6] 缠足陋习在中国根深蒂固。来华传教士深知,欲革除此不良风习,仅凭批判和呼吁无济于事,必须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方可正本清源。因此,利用宣传攻势动摇传统舆论导向,在全社会发起反缠足运动,成为当务之急。加拿大传教士来到河南彰德以后,立即开展天足、放足活动。他们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描述缠足之苦,四处宣唱。教会还把规劝女子放足的歌谣汇编成册,广为传播,其中有这样一首:“缠了脚是块病,一步一步走不动,脚又疼,骨又痛,十趾连心要活命,多时入了天足会(耶稣会),去了我这一块病。”[7](P176)传教士在河南的工作富有成效,一些妇女纷纷入教,先后放足。入教会员杨全芳“不仅自己放了脚,还坚持不给自己的四个女儿缠脚。她还担任安阳县放足处的副主任,和其他女教徒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大讲缠足之害,并对缠足妇女进行登记检查”[7](P130-131)。觉醒以后的妇女成为放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上海,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编印通俗读物,通过广学会的发行渠道进行销售,广泛宣传不缠足。1904年,在上海发行的书目约有30种。其中图文并茂的绘图本近10种,如《莫包脚歌》、《去恶俗论》、《劝诫缠足丛说》、《劝放足图》、《放妇女缠足说》、《登乐土》、《缠足之害》、《劝人从天足歌》、《残疾可怜》;示谕、文告类6种:《皇太后上谕》、《张尚书(之洞)劝诫缠足章程叙》、《袁宫保(世凯)劝诫缠足示》、《劝诫缠足示谕》、《恭录懿旨》、《文告》;通俗读物本有十几种,如《救弊良言》、《天足会序》、《劝免冤苦》、《劝说缠足论》、《莫缠脚论》、《劝放脚论》、《履坦说》、《枉吃冤苦》、《缠足有害身体论》、《天足会兴盛述闻》、《放脚丛谈》等。[8] 在西南地区,教会分发的不缠足宣传品输入了主要城镇。在1905-1906年,“成都、保宁府、嘉定府、夔州府、绥定府分发天足会书计1800册。于本城(重庆)所卖者1031册,又送成都某师母处3450册,潼州府某西小姐处8871册,万县某牧师处2313册。”万县的泰勒夫人在信中提到了这些宣传品的影响:“近12个月内,在本县四乡分发天足会书多册,且张贴天足会单于城内之墙壁通衢,俾众观览。本城教会不准父母缠小女之足,而父母亦乐顺从。”[9](P196)传教士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为广大妇女喜闻乐见。在福州宣传的戴维斯对1906年举行的聚会留下了这样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