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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文化传承和创新 　　摘要：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息息相关。汉武帝、董仲舒的某些事迹说明：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以人才荟萃为基础的；国家的文化政策，与之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联系。司马迁的生平，处处闪耀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光泽；他的《史记》创作证实：文化传承与创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活动。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宣告：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紧扣时代主题，领一代风骚。东汉四圣的科学成果验明：文化传承与创新，自有其内部发展规律。 关键词：两汉时期；汉武帝；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张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48-06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封建社会发端，文化趋于繁荣。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社会及其文化走上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两汉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封建秩序得以巩固，文化事业日益兴盛。纵观两汉王朝，形成三次群英荟萃的格局。第一次是刘邦时代。陆机《汉高祖功臣颂》统计，当时“定天下安社稷者”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韩信等31人。第三次是刘秀时代。《后汉书》卷22记载，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在南宫云台阁供奉其画像，包括邓禹等28将的画像在内，计32幅。第二次是汉武帝刘彻时代。《汉书“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兄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纪。”比较而言，这次人才云屯雨集，最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与因素，他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故事。我们首先锁定武帝本人，然后选择其中几位典型人物，再旁及相关的人物和事迹，并以此为突破口，勾勒两汉时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轮廓，从中归纳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反秦之敝。尤其是惠帝、吕后以来，采取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为政崇简易、尚宽柔。文景之治末期，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海内晏然，府库充实。汉武帝即位，所谓“存抚天下，安集中国”，指他欲在文治武功方面均有建树的时机已经成熟，西汉王朝将翻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瑰丽篇章。这样的客观形势，需要汉武帝及时调整文化政策。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不满17岁的武帝试图推行自己偏爱的儒术，由于好黄老之言的祖母窦太后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这至少说明他少年时代就有志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少年立志，至关重要。窦太后驾崩的第二年，即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来，武帝屡次招贤良文学之士，也就是开展全国规模的选贤活动。主考官为其本人，每次的测试题目，也由他通过诏书形式开列。在这种系列活动中，最早脱颖而出的是董仲舒。数年之后，大器晚成的公孙弘，答卷成绩名列第―，相当于后世的状元。不难看出，武帝开展的这项活动，是后世科举制度的真正源头。仅从这一点看，其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 董仲舒自幼研习《春秋》，景帝时已是博士。他广招弟子，精于讲诵，三年不窥园圃。他的代表作《贤良对策》，其实就是三次回答武帝测试题目的答卷，也等于三次向武帝提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建议。第一次建议：强勉于事，不懈行善，刑罚得中，正心以正朝廷，以教化为大务，当更化（革新）而更化，修饰五常之道。第二次建议：因时制宜，移风易俗，兴办太学，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第三次建议：上承天意而下务化民，正法度而别上下，防微杜渐，遵循古道，不违天理，官不与民争业，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最后综述自己的核心观点：“《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青年武帝全盘采纳他的观点，并且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武帝为何确立这样的文化政策？董仲舒补出其原由：儒家经典《春秋》等表现的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最适应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最适合其缔造大一统局面的需要。正因如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就悄然退出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此后，这一文化政策一直风靡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自然是由于儒术有利于维护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秩序。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中国未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及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到了近代，饱受外国列强侵凌、蹂躏之苦。千秋功罪，谁与评说？是中国应该及早抛弃儒术，提前结束封建社会？还是董仲舒不该充当始作俑者，武帝不该推行儒术？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任何事物和现象，都要看到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