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问题.doc

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问题 　　乡村文化曾是我们精神的庇护所 今年年初一曾写了篇《活着的理由和活法》，讨论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的著名命题的中国回应。于是，谈到了鲁迅的《孤独者》所提出的三个层次的“活着的理由”：为自己活着，为“爱我者”活着，为“敌人”活着；谈到了我们那一代人曾经面临的“活，还是不活”的问题：一旦被宣布为“敌人”（右派、坏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等），就既剥夺了你“活着”的一切理由，又不让你“不活”，让你长时期地处于“不死不活”“活着等于死”的状态。讨论的重点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撑着人活下去的理由、力量是什么？于是，谈到了信念的力量、爱的力量、人性的力量，等等。又谈到了那个时代许多人都有过的遭遇：当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到农村，却得到了意外的保护。房东老大爷召集全家，郑重宣布：“大姐（大哥）不是分子。是落难之人，你们要善待她（他）。”这里，体制的逻辑――“镇压一切阶级敌人”，受到了民间伦理逻辑――“善待一切落难之人”的抵制。而这样的民间生活伦理又是乡村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在民间戏曲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善待落难者的故事。在文章的结尾，我谈到了民间社会老百姓日常生活伦理和逻辑的力量，乡村文化的力量：“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所固有的，经过长期的文化渗透，已经扎根在普通民众精神结构的深处。在那些时刻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不活的问题的严酷的日子里，它事实上成为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构成了无形的破坏和削减。”乡村社会也就成了那个时代受难者的庇护所，是他们可以回去，哪怕是暂时喘息的生活和精神的“家乡”。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民间乡村文化“它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察觉，却又是极其顽强的。而且这最终的胜利者仍是这平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伦理，或者说，历史总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这样，我的文章也终于有了点亮色。 不料，这两天，我在读《中国乡村教育的问题和出路》这本书稿，准备为之写序时，却遭遇了新的尴尬：我突然发现，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中，这一点“亮色”也成了问题：我还是太乐观了―― 乡村教育和文化的危机 收入《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的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报告告诉我们：西部农村教育“用凋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总是在夸耀已经“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且不说这是一个虚数，水数，就算真的“基本普及”了，也掩盖不住一个事实：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 ――所居住的地区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从1986年 《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如一位作者所说，“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形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张玉林《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和出路》）。这些沉重的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而尤其令人感到沉痛的是，越是教育凋敝，农民越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但有两个事实，却又是更加无情的。一是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大学生4年学费大约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20年纯收入”。不用说西部贫困地区，连基本脱贫的东部地区的农民孩子“大学梦也越来越远了”（《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统计：新世纪以来，“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19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这就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的“缩窄”。 社会学家指出的另一个现实是：“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北大的一个调查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孙立平《大学生生源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小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农民本来是中国教育的主要承担者，长期推行的“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体制，其实就是“农民办”，而直到现在，“贫困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仍占其收入比例的92.1%”（《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和出路》），也就是说，农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发展；而现在一旦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学生就业危机，仍然主要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 于是，在当下中国农村就出现了两个触目惊心的教育和社会现象：一是大量的学生“辍学”。湖南的一个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 30.4%”（《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和出路》），而且有这样的分析：“辍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90年代生的那一代，是所谓的真正的长在阳光下的一代。而这一代的父母有的过去还能读到高中毕业，而他们初中还没有读完，接受的教育还超不过他们的父母。”（《农村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