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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书·刑法志》看班固刑法思想 　　【摘 要】《汉书 【关键词】《汉书 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著述的《汉书》一书中，创作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刑法志》，开创了中国法制史之先河。《汉书统的叙述了我国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律令的规定，论述了刑法对治理国家、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汉书“五常之性”即仁、义、礼、智、信。班固认为君上制作礼义，应从天道的角度为刑法追溯根源。是故“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 i 《汉书期，汉朝建国在春秋以降五百年长期战争之后，再加以秦朝的暴虐，楚汉的纷争，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汉武帝摆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儒家思想成为《汉书“刑为政、礼为本。刑之所去，礼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德主刑辅是其思想主线。 《汉书 1、班固对酷刑持否定态度，赞赏轻刑，但又不赞同刑罚过轻，主张轻重适宜 他在《汉书罚越来越重。到了秦始皇时期，刑罚更加残酷。班固对秦朝实行酷刑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班固描述到，“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ii秦国刑罚残酷所导致的结果是邪恶不正的人都出现了，犯罪的人塞满道路，牢狱多如市场，天下的人都忧愁怨恨，纷纷反叛倾国。汉朝建立以后，逐步减轻刑罚。汉高祖入关，尽除秦朝苛法，与民约法三章，班固十分赞赏，指出“兆民大悦”。但其后又说”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相国萧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iii三条法令不足以防止邪恶的人，于是相国萧何在秦国的法令中选取合乎时宜的，制定了九章法律。以上可以看出，班固反对酷刑，赞赏轻刑。他在《汉书 2、班固主张根据形势不同，制定适合国情的法律 秦朝实行苛法，律文逐渐繁杂，显得累赘。当年汉高祖入关，“顺民心作三章之约”。班固在《汉书“兆民大悦”。这三章约法，对在秦朝遭受长久暴行苛法的百姓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以此安慰、收揽民心，实际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班固又指出，“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相国萧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iv这是认为，这之后，四方少数民族没有归附，兵事没有停止，三条法令过于简略，不足以稳定局势。当萧何重新“作律九章”，适应了西汉初年社会发展的需要，班固赞赏。但是，到了汉武帝时，律令又开始多起来，达三百五十九章，仅大辟之罪就有上千款。班固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v孝武帝时期的法律过于繁琐，法律条文装满几件房子，治狱官吏无法通看一遍，费时又无多大实用性。即使是刑法条款如此之多，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vi繁密的刑罚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坏处和恶果，所以在当时奸吏为市，钻法律不一致的空子，任意出入人罪，收受贿赂，自己从中渔利，致使受冤枉的子民越来越多。班固引用《尚书》中，“刑罚世重世轻”认为，法律的制定应当根据国家现在的具体形势，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法律，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重刑或者轻刑，刑罚应当随着时代有重有轻。 3、班固认为，治理国家应当礼法并用，缺失任何一边都不利于治国 他说，“礼乐政刑四达而不孛，则王道备矣”，意思是说礼乐政刑都不可缺少。他认为“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即应该以礼教为主，以刑法为辅。同时在《汉书“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vii孔子认为，用道德来诱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顿人民，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用政令来诱导人民，用刑罚来整顿人民，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礼乐制度不兴起，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连手脚都不知道摆在哪里比较好。从而得出结论，“刑为政、礼为本。刑之所去，礼之所取，出礼则入刑”。他又引用刘向的话说，“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进一步强调了他的礼主刑辅的观点。对“刑”与“礼”的地位有着明确的划分，强调“本末有序”，坚持“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法律在当时社会仅被看作是辅助礼制的工具。班固所强调的礼，不仅是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只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礼，而是指适用于整个社会的维护社会发展等级秩序的思想和道德。他认为，社会上的人，包括“庶人”都应该懂礼，并且应当接受礼乐的教化。但是同时他又不认同礼乐是万能的。 东汉时期，社会政治由稳定向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