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岩》初析十七年文学现代性.doc

从《红岩》初析十七年文学现代性 　　【摘要】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可视为组织民族国家的进程，我们或可凭借缕析个人与国家以及与个人国家有莫大关联的家庭三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脉络，以及与之相关文学中的现代性。个人、阶级、国家等都是现代性范畴之内的概念，民族国家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那么十七年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何在？ 【关键词】《红岩》；十七年文学；阶级；现代性；国家 在小说叙述中，站在日常伦理家庭的维度上，关系尤其血缘关系无疑是最亲密的，而小说文本中这些都让位于同志关系。论者提及小说中闪烁着四对英雄男女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江姐与彭松涛、双枪老太婆与华子良、刘思扬与孙明霞、华为与成瑶，这四对男女的经历迥异不同，但以阶级关系对家庭关系――男女关系的超越则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在阶级大家庭中，时时可见血缘关系的幽灵四处游荡。事实上，这种阶级大家庭的建构仍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这里已然有个概念浮出水面，它就是阶级。文本叙述中个人的缺失为阶级所代替，小写的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写的人――阶级。应该说，文中对于阶级的叙述是很明显的，且都是对于政策文件的解读。《红岩》的可贵处就在于它是少有的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革命历史小说。小说人物谱系都有其阶级属性。早一辈的叶挺，车耀先，罗世文代表的是党的领导；主要人物许云峰、江姐、齐晓轩、余新江、成岗等都是工人阶级；刘思扬、甫志高、成瑶、胡浩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农民代表丁长发，士兵代表龙光华。在暗无天日的渣滓洞和白公馆，各路阶级会师于此坚持战斗。这正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及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述也可说明这一点。由于其阶级属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双重属性，在斗争中既具有一定革命性，也天生就有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与工农兵结合，才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刘思扬的成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融入阶级的大我中却并不是个人离家出走的终点站。可以说，由小我变成大我，这只不过是为实现宏图大业的手段。这个宏图大业就是民族国家。无产阶级坚持革命，死不还家，将个人主体性消亡，融入到阶级的大我中，最终指向的是建构民族国家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恢宏目标。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个人和家庭烟消云散，形神俱灭。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家国一体，无产阶级则是破家立国。然而，这其中的国虽然是借用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却与民族国家略有不同。在我看来，小说中的国家与其说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毋宁说是带有阶级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同于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先驱们所理解的民族国家，也不同于盖尔纳、安德森等提出的民族国家。小说中国家并不是全民族的，而只是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建立的社会主义乃至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国家阶级性是要多于民族性的。 从小说文本中，可以发现这种建构民族国家的话语是后面追加的。小说这种叙事策略的目的大致有二：一是赋予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及正统性。一是以革命先烈的纯洁而坚毅的意志激励新中国人民投入新的战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通过对小说的关键词阅读，我们梳理了小说中个人、家庭、阶级、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到：个人离家出走，破家立国。在此过程中，个人自己也要消亡，由个人的小我变成阶级的大我。然而，揭开民族国家的神秘面纱，会发现国家是红色的。国家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如说是阶级性的。表面上看，小说叙述全部指向建构民族国家，实际上，背后真正的推手是阶级。而民族国家话语是有着极现实的功利目的，即确立新中国政权合法性正统性及激励人民以纯洁坚韧的意志投入经济建设中去。 过去论者常常以纯洁化叙述来解释小说文本中个人主体性的缺失、家庭的移位等现象，我则尝试通过梳理个人、家庭、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挖掘出其中的民族国家话语，揭示出文本的叙述策略，以此证明种种现象产生的必然性。然而，问题还没有完。我还尝试通过文本中的民族国家话语来揭示文本本身的现代性，甚至引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红岩》有没有现代性？十七年文学有没有现代性？众所周知，个人、阶级、国家等都是现代性范畴之内的概念，民族国家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从这个角度理解小说文本的现代性，学者们都是一致通过的。问题在于，来自批评方面的意见认为这不过是詹姆逊所说的“世俗现代性”，十七年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何在？在我看来，两者是互相转化的。世俗的现代性可能会产生审美现代性。以《红岩》小说文本为例，有关建构民族国家的叙述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种种二元对立，如灵与肉，个人与阶级，家与国，男与女等等。这种二元对立必然造成文本的断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里认为现代性的显要特征之一就是断裂。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