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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同法》第195条赠和合同免除探析 　　摘 要：《合同法》第195条：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然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此项权利究竟属于抗辩权，撤销权或解除权，效力如何，对于对抗经公诉过的合同的效力如何，满足此项条款的条件又有多少？从其道德角度如何看待此条款？在此，本文仅就其《合同法》中的第195条条款进行浅谈。 关键词：赠与合同，穷困抗辩权，抗辩权 一、三种立法模式的分析 先看一个案例：乙是甲厂培育出来的业务骨干，后从甲厂辞职，自主创业，因经营有方，数年后积累了巨额财产，2008年4月，乙得知甲厂经营陷于困境后，决定向甲为赠与，双方签订了书面赠与合同，约定当年10月，乙向甲厂赠与50万元，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公证手续，2008年8月，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乙的工厂生产陷于停滞，资产缺乏，乙不履行合同，甲厂多次向乙催讨赠与未果，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乙履行赠与合同。 当然乙有权根据《合同法》第195条所规定的，拒绝履行赠与义务。保护穷困之际的赠与人，各国立法模式上大致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抗辩权主义。德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采取此种立法模式，赋予赠与人陷于穷困之际以后对抗受赠与人提出的履行义务，学理上称其为穷困抗辩权。《德国民法典》第519条：因生计需要的抗辩权中第一款，赠与人因考虑其所负担的其他义务，如不损坏与自己身份相当的生计或者法律负担的抚养义务，即无能力履行约定的，可以拒绝履行以赠与方式给与的约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418条规定：赠与人与赠与约定后，其经济状况显有变更，如因赠与致其生计有重大影响，或妨碍其抚养义务之履行者，得拒绝赠与之履行。 第二：撤销权主义，赋予赠与人撤销权。《西班牙民法典》第640条：无子女，直系亲属或合法之夫妻关系而生存之赠与人及受赠与人间所为之一切赠与，有下列情形时得撤销之：（一）赠与后，因赠与人有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或遗腹子女时……。 第三：解除权主义，赋予赠与人以解除权。《韩国民法典》第557条：赠与约定后，赠与人之财产状况有显著变更，如因其履行致其生计有重大之影响者，赠与人得解除赠与。 再分析《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变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我认为第195条规定属于抗辩权主义。如果范围在缩小点据多方论说及我个人观点，以”穷困抗辩权”以称之。 二、分析《合同法》第195条效力 由于《合同法》第195条规定的赠与人……可以不用履行赠与义务。因此我认为此项的效力较弱。可以要求受赠人返还赠与之物，195条对于已经履行的赠与之物，则不能请求返还。而反观《合同法》第195条，”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是一种待消灭的抗辩权。而以我个人的观点，既然双方之间意思表示真实，签订合同，那么就应履行其合同，由于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导致其不能履行合同，有理可寻。法律给与其穷困抗辩权，若过段时间后，赠与人的经济水平改善，甚至有超过签订合同当事的经济水平时，如何处理？根据《合同法》第195条：赠与人一行使他的抗辩权，履行赠与义务可以不用了，我认为，立法应该修改此项规定，原因有二：一是维护合同，既然合同是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订立的，又不违反法律规定，就应履行，其二，赠与带有一定的救济性，受赠与人处于需要接受经济利益的一方，赠与人的赠与可以改变其处境，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抗辩权是一种阻碍权利的防御，危机过后赠与人就应履行义务。因此我认为《合同法》第195条规定应做相应的修改。如果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是家庭生活的，可以暂时不用履行赠与义务。我认为应该还加上时效，暂时指规定的一段时间，若经过此段时间赠与人仍无能力履行义务的，当然赠与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进行判决，撤销此合同，这样既顾及到了赠与人同时也考虑到了受赠与人。 三、对抗公证的效力 一般公证的合同不可撤销，《合同法》第186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合同法》第188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的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与人可以要求交付。这条也就说明公证合同效力比较强，一般不得撤销，但《合同法》第195条：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即赠与人可行使穷困抗辩权对抗之，因此通过两个法条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穷困抗辩权的效力大于公证合同的效力，它限制了公证合同不可撤销的强大效力。 四、满足穷困抗辩权的条件 从《合同法》第195条中看，首先是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法条明确表明是经济状况恶化，而不是年龄，健康等变化，其次是显著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