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传统竺可桢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DOC

此前，本人先后发表过一些关于文化名人与阳明心学的微信，比如梁漱溟、梁启超、钱穆、季羡林、余秋雨等人，基本都是社科人文学者；近日偶然读到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一篇演讲，甚是感动。 “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竺可桢引用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一语，认为“无心同异，惟求其是”，这种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正是求是精神的内涵。 演讲中，竺可桢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 编成微信以飨大家，有两个考虑。一则，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朱子学说重格物致知，与近代以来科学理性的逻辑更接近些；相较而言，阳明心学侧重心性修炼，似乎是人文学者的偏好；这一篇由科学家做出的阳明心学的阐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解这一印象；从竺可桢的演讲，可以从侧面凸显一个主题，即阳明精神对塑造健全人格具有普适价值，不论何种学科或何种领域的人们，都可以从中获益。 二来，今天是国家隆重举行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纪念仪式，而且近期也正逢全国高考陆续发榜。这篇演讲是竺可桢在抗战中西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对象是大学生群体；演讲中竺先生鼓励抗战之中的大学生，效仿阳明先生在困境中奋起的艰苦卓绝精神，以力行实学来报国。在今日的时局下，很有现实意义。 该演讲全文近4000字，文采斐然，读来令人感奋。 演讲背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11月开始，浙江大学从杭州被迫辗转西迁。初迁西天目山与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合，再迁广西宜山。1940年初，到达贵州的遵义和湄潭。浙大西迁历时两年多，行程近2600多公里，是众多著名大学抗战西迁的一个典型。1986年1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其为“文军长征”。巧合的是，红军长征到过遵义和湄潭，而“文军长征”的终点，正好是遵义和湄潭。 1938年10月底，在竺可桢的带领之下，浙大师生员工在颠沛流离中到达宜山。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时期，是西迁历程中最艰难时期，遭遇疫病和战火双重灾难。11月1日，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专题演讲。 据称，前总理温家宝经常研读这篇演讲。温视察浙江大学时，曾对浙大学子表示，“你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20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王阳明是心学的第一人。我们不全面评价这个人，但他提倡思考，主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他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这句话有一定哲理。这段文字在《温家宝论教育》中有记载。 竺可桢简介 ? 竺可桢先生（1890-1974），浙江绍兴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28岁以台风研究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多所大学教职，1936年-1949年担任了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抗战期间带领浙大师生进行了“文军长征”，使得当时的浙大成为了一所世界名校，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科学之方法与精神》，被认为是竺可桢论述“求是”精神的三篇代表作。 作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竺可桢在教育思想上卓有建树，与蔡元培、罗家伦等人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1936年秋，在就任校长后第一批新生入学典礼上，竺可桢向学子发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认为，“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 竺可桢很重视大学的育人价值，“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求是精神和对大学在塑造人格的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浙大传统）竺可桢：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