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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个人化和腐败人性渊源 　　在当下的中国，英国贵族阿克顿勋爵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几乎无人不晓，人们一般将其译为“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已故著名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并不赞成，他认为在原文中，“权力”本身是主语，是“权力”本身“总是趋向”腐败，并不是它“导致”或“使人”腐败，“腐败是指权力本身，是制度，不仅仅是掌权的人”。的确，一种良好的制度在政治中是极端重要的，然而再仔细琢磨，一来，良好制度又由谁人来建构和完成呢？二来，假若弱化了作为腐败之受体的“人”，那么，权力所散发出的腐败也就失去了对象，进而也就不会再有“腐败”这回事了。由此可见，腐败的主体究竟是“权力”还是“人”本身，就成了一个思考腐败之出发点和立脚点。 防范权力个人化与腐败的根基在于穿透“人性” 在抑制腐败的链条中，良好的制度固然具有关键的不可或缺性，这是毋需赘言的。但要进一步说清这种“不可或缺性”，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既是制定制度的主体，同时又是被制度约束的主体的“人”。而要说到这样的一种“人”，就又要谈及“人”为什么非要被制度所约束，进而再进入“人是什么”和“人又怎么了”的论域，自然，这些就是所谓对“人性”作出判断的问题。 如何判断“人性”几乎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问题，对于政治学科来说更是最为基本的论述前提。因为对“人性”采取怎样的透视进路，将在动机与意图的层面上决定着建构怎样的制度构架和设计怎样的运作机制。一般而言，“人性”预设有几种不同的角度：一是“善”与“恶”的定夺理论，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选择说法，三是“靠得住”与“不可靠”的截然区分。虽然这三种预设都以二分法的形式出现，但其逻辑推演结果则可能不大相同，甚至大不相同。比较而言，前两种透视进路相对来说较为模糊。例如，人们注意到“人”本身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人”在一种境况下是理性的，而在另一种情景中又可能是非理性的，所以把它们作为“人性”判断的基础将难免偏颇。但要在“靠得住”与“不可靠”之间找出一个模糊的“中和”空间来，恐怕也并不容易。在笔者看来，或许正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断然性，造就了此种“人性”透视进路的深刻维度，因为在这其中充满了一种被称之为”戒慎恐惧”的希望。 对于“人性”的透视，著名思想史家张灏先生的概括极具启发性，按照他的概括，在西方文明的重要一支的“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对“人性”中的罪（恶）性和堕（落）性（即所谓的sin，“原罪”）始终保持着一种极其敏感的警觉，张灏先生把这种警觉叫做“幽暗意识”。在其所撰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文中，他指出，“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理由在于“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换言之，这种“人”之“丑恶”是自身所不情愿但又须臾不离的必然，所以是一种回避不了的窘境。例如，金钱、美色和虚荣这三种欲望，并不因“人”有多少“良心”和“觉悟”就可以减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质使其所以然。一方面，没有金钱则无法生存，失去美色人将绝种，丢弃了虚荣心似乎也就难有进取动力了；可另一方面，这三种欲望又绝对不是可以“多多益善”的，因为它们都深深地根植于某种“黑暗”的种子，随时可能发作出来去伤害他人。因之，在“人性”之中，上述“三欲”（在负面意义上就是所谓“罪性”或“堕性”）时时处处呈现出强烈的“紧张”（tension）。质而言之，正是这种“人性”的幽暗一面，成为“人”可能腐败的深刻根源。 在这样的一种“人性”假定的路径下，“人性既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便很容易泛滥成灾。因此，权力变成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于是，抑制权力的必要就呼之欲出了。 把“最大的权力”关进笼子的“软”“硬”路径 既然“人”是靠不住的，而既充满“三欲”，又具有支配力的权力又只能由“人”来行使，那么，紧跟着的问题就是如何限制这种权力。大致而言，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思路有两条：一条路是希望执掌权力者自我约束，透过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另一条是“以恶治恶”，谋求制度上的抑制和防范。前者讲求一种“内化”的“软”的道德机制，以提升“人性”品质；而后者则相信只有在“人性”之“外面”寻找“硬”力量，“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达致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即掌权者想腐败而没有机会。这后一种路径就需建构合乎“人性”预设而审慎严密的制度。例如，现代会计制度就是出自于早期教会管理捐献的一种方法。这一制度假定，每个人都有贪污或滥用捐款的可能，于是就设计出种种“记录”和“签署”程序，最终使企图贪污或滥用捐款的私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