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docVIP

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 蒙元水军之崛兴，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两点重大意义：第一，自政治及军事史观点言之，蒙元凭藉其新兴水军，征服南宋，成为第一个克服江淮天堑而统治全中国的游牧民族所建王朝。第二，自中国海权发展史观点言之，蒙古人与南宋争战四十年，逐渐建立起一支强大水军，承继南宋的海权而加以发扬，中国海权史的颠峰得以在明初出现(1)。 自窝阔台汗(Ogodei Qaghan，1229-1241)于1234年灭金后，蒙古人业已掌握中原的人力与物力。但欲进一步征华中、华南，必先克服地理的障碍及南宋水军的优势，却非易事。中国南北地形迥异，作战方式因而不同。中原多平原旷野，利于骑兵驰突，南方则河川纵横，湖泊密布，攻守多赖舟楫。“南船北马”一谚所反映的不仅是两地区交通工具的不同，也是战争工具的歧异。北人较善弓骑，而南人独擅舟楫，各有所长，乃是自然环境所造成。历史上的分裂时代，「任何北中国之强大武力如不能获得水军优势或坚强之海上力量，即不能统一中国」(2)。但是华北舟材、水手皆不充裕，营建强大水师并非易事。北方政权如欲征服江南，必先掌握两淮、荆襄或四川等南北间的渐移地区，然后营建水师，始有成功可能。晋、隋、宋之统一中国皆是循此轨辙。而元朝以前边疆民族所建各王朝，都仅能割据华北，而无法一统天下，不能以强大水军克复江淮天堑乃是主要原因。 南宋江海水军，两俱壮大。主要为适应国防之需求，而其社会经济条件亦足以配合。南宋立国，乃是凭藉“襟江带海”的形势。东侧倚大海为屏障，北方则以淮河、汉水为第一防线，长江为第二防线，而其三大防区——两淮、荆襄(京湖)、川蜀——皆须凭藉长江加以贯穿。因此整个国防必须以强大水军为支柱，始能抵消金人的优势骑兵。自高宗初建水军后，至南宋中期，已建立水军廿余支，长江中下游及两浙沿海地区尤为水军布防重点所在(3)。鄂州(今湖北武昌)、池州(安徽贵池)、建康(南京)、镇江、江阴、许浦(江苏常熟县浒浦)、嘉兴、临安(杭州)、定海等地皆置水军。又在建康、定海设立沿江、沿海制置使司，分别指挥江上及海上水军，实力之强大与组织之完善都属空前。而江南社会经济之发展亦足以支持强大水军。江南滨海各路已成为人口稠密之经济重心，都会繁荣，海外贸易发达，造船业进展颇大(4)，商船众多。水军之船舰及水手皆得源源补充，不虞匮乏，而火器之运用更增加水军之威力。宋人之能抵御金人南侵，主要倚恃水军。绍兴年间户部尚书章谊(1078-1138)所说：「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楼船战舰，盖长城之楼橹也」(5)；确实反映了长江大海及水军在南宋国防上之重要性。而罗荣邦教授所云：中国史上的海权时代乃由南宋奠立基础，确是不错(6)。 蒙古人崛兴朔漠，东征西讨，所向无敌，主要倚恃其精良骑兵。英国著名军事学家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1895-1970)曾说：「运用单一军种——骑兵——是蒙古人不断胜利的秘密」，「运动力为其战略及战术上的王牌」(7)。不过骑兵仅在平原野战中最具威力。中国古代兵籍便认为：林木丛茂之地、沼泽难行之地、涧谷山阜之地、沟坑坎坷之地等，均为骑兵的「败地」、「死地」(8) 。遇到长江大河、高壁深垒，骑兵更是一筹莫展。蒙古大将阿术(Aju，1227-1281)在率军进攻襄阳时便曾奏称：「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9)。由上可见，蒙古骑兵之运作，受到各种地形、地物之限制，并非无往而不利。如以为蒙古之征服天下唯赖骑兵，则为一错误观念。在灭金、西征过程中，随着征战地区地理条件的变化，蒙古人不断吸收各民族的资源与人力，形成一支以骑兵为核心而兼拥步、工、炮等军种的复合大军，而水军则是适应对宋作战需求而成长的军种。 本文旨在探讨蒙元水军形成和成长的过程以及其在蒙宋战争中所起作用，并对蒙古人何以能建立强大水军及克复宋朝水军之优势等问题略加说明。至于个别战役中水军的作用，近年出版有关宋元战史的著作中都有详赡的讨论(10)。本文仅在必要时提及而不拟详论。本文论题与罗荣邦教授诸文所论，有部分重叠之处。但罗教授着重蒙元水军成长后在发扬中国海权中所起的作用，与本文轻重有别，或可并行而不悖。但本文之撰写受罗教授诸文之启发甚大，谨志铭感。 蒙元水军的起源与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一段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漫长过程。草原阶段的蒙古军，不仅没有水军，也没有真正的船舶，仅有就地取材而制成的简易济水工具，其情形和其他游牧民族相似。蒙古人祖先室韦人［渡水则束薪为栰，或以皮为舟者」(11)。十三世纪初年的蒙古人仍是如此。成吉思汗(Chinggis Qan，1206-1227)崛兴之初，与王罕(Ong Qan，?-1203)及札木合(Jamugha，?-1205)结为联盟，攻击其宿敌蔑儿乞(Merkit)人，便是乘坐以猪鬃草(Saqal bayan)结成的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