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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荀子和儒家礼乐观情感论转向 　　摘 要：荀子在继承了儒家传统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历史性地改造，第一次比较深入全面地探讨了礼乐思想的不同内涵与作用，提出并论述了“乐合同，礼别异”的观点。他认为，强制性原则的礼与调和性原则的乐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但两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礼乐同构、“情通礼乐”，“情”是沟通礼与乐的桥梁，二者通过“情”从其根源上实现了内在张力的平衡。儒家传统的礼乐思想，在荀子的手中实现了情感论的转向。荀子将礼与乐放在同一个视域中进行考察，为制度理性与审美价值的和谐一致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对中国传统的诗学与美学理论也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荀子；礼乐；张力；情感转向 纵观中国儒学史，荀子及其学说所受诟病最多。自宋以来，学者对荀子之学的解释一直迷失在“以孟解荀”的误区中，“诋其言为异端之说，摈其学于道统之外”{1}。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刺取百家、融会贯通，创立了一套特有的荀学理论，开启了一个新的儒学范式。就儒学的核心――礼乐文化而言，荀子在继承孔孟等儒家传统礼乐思想的同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礼乐的内涵及其关系做了更深一步的探讨，赋予了它们更加科学的解释。他改造与重构了传统的礼乐观，在儒学史上首次以“情”为纽带论述了礼与乐之间的内在张力，调和了礼与乐的对立与冲突，进一步完善了以礼乐为核心的儒学规范化的建构。荀子的思想不仅对传统的礼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中国传统的诗学与美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作为强制性原则的礼 对礼的起源的认识，一开始具有巫觋色彩和祭祀文化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认识逐渐被淡化。儒家认为，礼是伴随着“大同”社会的结束和“小康”社会的到来而出现，礼起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的需要，是特有的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孔子认为礼崩乐坏，个人及社会需要礼的约束与规范。他以“仁”释礼，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企图给礼找一个内在自觉上的依据，以体现其“仁者爱人”的思想。孟子顺着孔子的路子一路走来，认为礼乃人之善端。他从个体修养的立场出发，要求后人自觉存养并扩充此本有之礼性。荀子继承了传统的礼学观点，同时又在礼的“旧瓶”里面装上了“新酒”{2}：如果说孔孟注重从自身的修为、个人自觉的修养方面，通过内心的反省而获得道德的自我完善（“礼”），寻求唤醒人内心深处对礼的自觉，寻找礼所存在的合法依据的话，荀子则从整个人类族群的关系入手，强调礼的外在约束与规范作用，通过外在的礼来矫正内在的“人之性恶”。换句话说，孔孟是“向内求”，偏重于从个体意识、仁心人性方面强调人的“种”生活特性，经由个体性情境，通过先验的道德理性以获得礼的合法性，而荀子则更多地“向外求”，偏重于从历史意识、社会规范方面强调人的“类”生活特性，经由历史性、社会性情境，通过经验的实践理性以获得礼的合法性。 荀子认为，能“群”是人的族类化特征，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它体现出了人的能动性。《荀子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 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富国》篇曰：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别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 熊公哲说：“群，犹今言社会或团体也。”{3}人之所以从动物界中得到“提升”，是因为人能够以国家或社会的形式组成族类与团体，并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荀子的这一观点，有类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能“群”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但是在群体性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怎样才能维持群体社会的相对稳定？个人怎样才能在群体空间中作最适当的展现或安顿？荀子认为这就需要以“分”来定分际，只有“分”才能在“群”中使上下有义、长幼有等、贵贱有分，各尽其能、各安其事。因此，礼也就诞生了。荀子说：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 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 分，别也。“分”的是亲疏上下之等，“别”的是尊卑贵贱之辨。“分”或“别”的目的是为了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知愚有分，使贵贱、长幼、智愚各得其宜。“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相》）礼的作用便是使个人各安其职分，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使个人与群体之间达到团结和谐。因此，以“分”、“别”为特质的“礼”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道德准则与社会规范。它是最基本的社会法则，对每个人都有强制性，是不能随意僭越与违反的，故而荀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