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瓶史》看袁宏道审美转变.docVIP

从《瓶史》看袁宏道审美转变 　　摘 要：《瓶史》是袁宏道1599年在北京生活时所做，那一年袁宏道32岁，正是人生的鼎盛时期，考察他的思想历程，北京生活时期亦是他艺术思想发生明显转变的时期，品观这一时期袁宏道的所做、所行、所写，对于窥研袁宏道这一明代文学风流都是颇具意味的。 关键词：袁宏道；怡情悦性；自我形象观照 插花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它源于佛教的供花，始于南北朝，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朝。明代以前，有关瓶花艺术的著述，所见不多。有唐、温革《分门琐碎录》、林洪《山家清供》、周密《癸辛杂识 袁宏道（1568～1610），明代公安县人。字中郎，号石公。举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令，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万历二十六年（1598），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年四十有三。《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袁宏道年少而通慧，“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公安县志》）袁宏道与兄长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他们反对王世贞等前后七子拟古之作，主张妙语，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学者多舍王而从三袁。文学史上称之为“公安派”。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影响所及，蔚成风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亦有一定的贡献。 袁宏道主张独杼性灵并对当时的官场现实深感不满，三次出仕致仕，向往舒展本性，自然闲适的生活。浮沉之际，他将情怀寄托于山水花木，《瓶史》正是袁宏道追求闲情逸趣生活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故袁宏道在书的小引中如是说道：“夫幽人韵士，摒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于山水花竹”。 袁宏道！于山水花竹，潜心专研瓶花艺术首先是早年的狷介狂傲之性此时已化为对山水精神的崇拜和对清净淡泊的文士情怀的回归，所谓“打倒自家身子，安心与世俗人一样”。[1]借山水花木怡情悦性是对古之文士审美的一种传承。屈原在《九章“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汉徐干在《中论“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性理，圣人之上务上”。可见，古人是很重视怡情悦性，也很懂怡情悦性的，袁宏道也有这样的因子。作为公安派的领袖，袁中郎热爱生活，也善于生活，有能力领悟人生的实质。对于名士袁宏道而言，压抑生命呼唤的最大困扰是仕宦。袁宏道在他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有过三次入仕经历。第一次是他二十八岁时任吴县（今江苏苏州）知县，任职期间听政敏决，公庭鲜事，但他不愿到处向人低头，于是一连给上司送去了七份辞呈，很快就返乡去过他那自由自在的生活了。第二次是他三十一岁起担任顺天府（治所在今北京）教授、国子监助教和礼部主事，很快也是请假回乡了。第三次是在三十九岁时开始做吏部郎官，不到两年又以病辞归。他做官颇有政绩，能锐意进取，剔除积弊，又能清廉自持，但是却不愿为官。在他的《瓶史》一文中就有对孜孜于名利的生活的鄙弃，他说：“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但他自己也深知做官的不易，在他任吴县县令时写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沈广乘》）。他对朋友诉说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2]他希望满怀生命的热情，不想受浮名虚利的束缚，希望最大限度的享受生命。他说幽人韵士们住深山，濯清泉，“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他们的生活恬静、旷达，既无心机计算，又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余平生企羡而不可必得者也”。但现实却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进退谋仕，“为卑官所绊”，仕途的羁绊使得他无法纵情自然，所以只能“仅有栽花莳竹可以自乐”了。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袁宏道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徒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袁宏道认为，这样做，省却扦插、浇水之劳苦，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算“一大快事”。在这里我们明确的看到的是一个宁静淡泊的袁中郎，他不再狂狼无忌，恬不知耻的寻取五大快活，而是把人生的愉悦转向了瓶花。瓶花是一种造型艺术，将切好的花装入瓶内，就产生了一场花与人的对话。切花是有生命的，但离开了枝头的它们的生命也是残缺的，而插花的瓶是无生命的，如何将这残缺的生命装入无生命的瓶中，从而赋予它另一次完满丰盈的生命历程，看是小道的瓶花，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