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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增长制度条件:本―戴维对德国大学变革研究 　　摘 要：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是著名社会学家本-戴维重要的研究议题，特别是他对科学研究在德国大学中制度化过程的分析极具特色和深度。他意识到洪堡等新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大学组织制度与现代科学研究存在的内在冲突，对德国大学是如何通过变革确立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社会学分析，认为分权竞争和角色混合的双重机制是德国大学科学增长的根本动力。 关键词：本-戴维；科学增长；分权竞争；角色混合 中图分类号：G649.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69-05 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有效促进科学的增长（scientific growth）？这是著名社会学家、国际比较高等教育专家本-戴维（J. BenDavid）终生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研究领域，相关成果被西方认为是经典的，独一无二的。从历史上看，德国通过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制度化，确立了现代研究型大学，从而建构了能够稳定促进科学增长的组织制度。本-戴维在其多种专著和论文中考察和分析了德国大学如何建立促进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这也是他研究体系中最具特色和深度的部分之一。以往学界对于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认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大学理念缔造了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研究型大学，从而在根本上推动了现代科学的有效增长。这种传统分析路径存在不足，必须重新检视。首先，它是一种事后分析，以结果作为原因，存在学者的主观建构之嫌；[1]48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意识到洪堡理念和现代科学之间实际存在的紧张关系，也就无法进一步解释以洪堡理念建立的柏林大学经由什么样的路径、在何种因果机制的作用下完成变革，最终确立以现代科学研究为主要职能的制度体系。本文对本-戴维的相关文献进行整合，通过一个系统的框架呈现他的研究成果：首先重新理清初创时期柏林大学的组织结构、规范及运行逻辑，然后将组织外部的制度环境与内部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进行分析与沟通，由此提炼出贯穿于本-戴维整个大学科学组织研究的核心假设，即分权竞争和角色混合两大机制，从而揭示推动大学科学增长真正的因果逻辑。最终回答这个问题：德国大学是通过怎样的变革最终确立了有利于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的。 一、德国大学变革的初始状况 初创时期的柏林大学在理念上追求洪堡等新人文主义者们所主张的“经由学术的教养”，相应地，在制度上建立以哲学家为主体的讲座教授制。这与后来为柏林大学带来巨大声誉并确立其现代研究型大学地位的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上是一种紧张关系。此时，现代科学研究的功能并未产生所以也不存在大规模开展科学研究的大学组织结构。 （一）洪堡迷思的当代驱魅：反思柏林大学的科学逻辑 洪堡理念并不必然推动现代科学研究与增长，两者甚至在认识论上存在重大分歧。首先，当时德国的科学（wissenschaft）概念与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科学（science）不能混同。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ichelm Windel band）明确指出，科学与古希腊的哲学实际是一回事。[2]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洪堡，其所有思想都是立足于人的教养陶冶与全面发展，注重对知识的整体把握。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人们没有严格区分德语与英语中的科学，而把洪堡的真正意图即“经由学术的教养”等同为“经由科学的教育”，把洪堡等人对教养的注重等同于经研究促进科学知识增长。[3]两种观念具有认识论上的根本不同，前者依然信奉源于古希腊的古典目的论，而后者属于支配现代社会的因果式机械论。正如克拉克（Burton Clark）所言，洪堡理念可以看做是传统自由教育在德国的本土化形式，[4]它对专业化倾向充满警惕，与现代科学的关系是紧张的。因此，本-戴维指出，现代科学研究与洪堡理念相抵触而不被接受，大学重心在于原创而系统的哲学思想。[5]165为实现洪堡教育理想，柏林大学成为了一个以哲学院为主的组织。四大学部共设置116个讲座，其中哲学讲座62个，占据大半。哲学院的最高地位被确立，这是柏林大学在当时被看做新型大学的主要标志。[6]历史学家麦克利兰（C. E. Mcclelland）考证，由于与哲学的纯思辨和非功利性不符，自然科学在柏林大学成立初期不进反退，[7] 这从史料上证实了两者的关系。第二，科学研究与教学并未真正融合。教授的工作重心还是教学，其主要任务是培养有教养的教育者和文职官员，科学研究还是私下的业余活动[8]97。 （二）知识分子的特权体制：理解柏林大学的科层结构 本-戴维分析了柏林大学讲座教授制度所具有的深刻社会背景。首先是国家的支持。普鲁士在与法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他们在所有领域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只有精神思想成就是能够引以为傲的惟一资本。当时的德国还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