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混与文学语言的复杂性魅力.docVIP

含混与文学语言的复杂性魅力 　　摘 要： 20世纪以来，诗语（文学语言）的“复杂性”问题便受到英美新批评，尤其是美国新批评的关注。“复杂性”作为语言学转向之后衡量文学语言是否精彩的新标杆，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ambiguity”，即“含混”。本文以博尔赫斯小说《南方》为例，挖掘含混的审美价值，探讨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复杂性 含混 新批评 文学魅力 　　一 　　20世纪以来，诗语（文学语言）的“复杂性”问题受到英美新批评，尤其是美国新批评的关注。“复杂性”作为语言学转向之后衡量文学语言是否精彩的新标杆，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ambiguity”，即“含混”。 　　“含混”（ambiguity），又译为“歧义”、“复义”、“晦涩”、“朦胧”等。先于燕卜荪，瑞恰慈和海德格尔就曾提及“含混”这一术语。瑞恰慈认为：“含混……是语言行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们最重要的话语所必不可少的手段。”[1]海德格尔把“多义含混”视为诗歌语言的重要特征[2]。 　　当然，“含混”正式成为西方文论的重要术语，源于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含混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在这本书中，燕卜荪将含混分成七种类型，并这样定义含混：“能在一个直接陈述上加添细腻意义的语言的任何微小效果。”[3]在1947年新版中，“含混”的定义被更换为“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反应”[4]。含混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策略，常用来指涉文学语言的复杂多义现象，无论是文本的复杂语义指向、作者意图的含混还是读者理解的多种可能性。新批评派的一些理论家后来对“含混”理论进行了完善，比如克利安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把“反讽”的概念作为一种“功能性含混”（functional ambiguity）[5]。 　　本文将以博尔赫斯小说《南方》为例，挖掘含混的审美价值，探讨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魅力。由于所选文本并非诗歌，本文所使用的“含混”概念，不以燕卜荪划分的含混的七种类型（主要运用对象是诗歌）为参照标准，而是根据燕卜荪对含混所下的定义――“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反应”进行，具体而言，侧重从文本的语义指向、读者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 　　博尔赫斯是20世纪拉美文坛巨擘，《南方》是他的名篇。在《杜撰集》补记中，博尔赫斯写道：“《南方》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6]这个故事最令人击节叹赏之处在于，它的文字同时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即主人公达尔曼真的在病愈后去南方并参加了决斗，或达尔曼仍在病床上，参加决斗是幻想[7]。单一叙述语言包含多种情节走向，提供多种可能，这种含混多义的效果使这篇小说在文学魅力上极富异彩。 　　《南方》主人公达安?胡尔曼偶然得到一本《一千零一夜》，迫不及待地想看，匆忙上楼时被窗户撞破头，重伤住院，在病床上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和梦魇的折磨。“过了不久，大夫对他说，他开始好转，很快就可以去庄园休养了。难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来到”[8]。从这句话之后，小说的叙述开始令人产生疑惑。后面的情节是这样的：达尔曼病愈出院，乘火车回到了他渴念的南方，在一间小饭馆里和人发生争执，最后如愿死于械斗的刀下，这是达尔曼所向往的浪漫主义死亡方式。 　　在文本中，小说用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了达尔曼搭上火车之后的诸多细节，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的代入感：“他看到粉刷剥落的砖房，宽大而棱角分明，在铁路边无休无止地瞅着列车经过；他看到泥路上的骑手；看到沟渠、水塘和农场；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云层。”[9]然而同时，博尔赫斯不断提醒读者，这一切可能只是达尔曼弥留之际的幻觉。比如达尔曼对于猫的感受：“一面抚摩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10]主人公行进在现实与幻觉的含混的不确定性中：“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l不紊的摆布。”[11] 　　《南方》以极洗练的叙述语言，打破传统的现实与非现实的二元对立，彻底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达尔曼是真的如愿去了南方，还是重病在床高烧所致的幻觉？这种不确定的美学效果正是博尔赫斯幻想诗艺的显著特点，它寻求二元观念的统一，以展现世界的混沌性。这种叙事语言从效果上混淆了现实与幻觉，使读者无法对文本的语义指向做出判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疑惑感。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认为这种模糊真实与虚构所产生的不确定的美学效果，正是幻想小说的基础。由于叙述语言本身的含混多义，读者被迫疑惑地同时接受几种不同的可能性，每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