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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乡镇政治模式对海南公民社会建设借鉴 　　摘 要：美国的乡镇或社区犹如一个个小型的独立单位体，其乡镇或社区政治建制的乡民大会、行政理事会、专门委员会等机构，在涉及到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上发挥其公民社会作用和重要影响力，使民主成为具体可感的、可行的、可触及的和可参与的民主，而这对海南公民社会的建设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乡镇政治模式；公众参与；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070-03 2013年03月17日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一方面强调我国经济应该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的持续增长，防范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控制未来潜在风险，同时也要不断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积极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现状，并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另一方面，李克强把城镇化建设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即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并特别强调要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1]。目前虽然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已经上升到2012年的53%，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仅仅户籍由“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或者说是形式上“土地的城市化”而非实质上“人的城市化”。有3个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 一是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付、基础教育及其社会保险费缴纳的问题。我国社会保险转移机制本身就不完善，国家对社会保险的跨省转移还无法真正实现，社会保险城乡之间相互衔接、转移的机制还没出台或者是不健全。农民工本身的流动性就大，当他们参加社会保险后，在外地流动就业或返回自身居住地时，社会保险关系和资金不能转移接续，很难享受到相应的参保待遇，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市民应享有的一切福利和保障。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城镇化主要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促进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其实质应该是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实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转换，给予民间创造更多自由，并以中产阶级的壮大来发展服务业，吸收就业。只有这样，中国的城镇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才会实现。“我们说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城镇化率比较低。而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基本上在75%-80%甚至更高，城镇人口比例和非农就业比例都很高。”[2] 二是城镇化是我国拉动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是潜力。城镇化是我国当前最大的社会和产业的结构调整，是最大的内需源泉和动力，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改革红利。“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但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我们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同时，努力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能够转为市民。展望未来，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3]在未来的10-20年时间之内，我国将加快实现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和节奏，城镇化率要达到70%以上，城镇化既可以使外需降下来，又能够转化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有城镇化的发展才能刺激服务业的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消费需求将被大量地释放出来，改变目前农业比较效益较低、农村消费水平低的局面，并与投资需求结构升级产生的机遇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我国经济有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同时也将给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并大幅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而这就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使一部分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这是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 三是当城镇化发展起来之后，相应的乡镇或社区政治建制不仅要摆脱现有的体制格局的不适合甚至羁绊，更要在此基础上改革与创新。海南岛由于长期处于边远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点低、起步晚，随着海南近年来的对外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管理中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包括大量流动人口和新移民人口的增加、乡镇社区的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乡镇与社区的组织结构与职能配置使得社会治理行政化色彩很浓，比如海口市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居民委员会的“四级网络”等等。使得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和职能过于繁重，这不仅造成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