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学术资料-中国经济学论文.docVIP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作 者】张军/漫长 【作者简介】张军，1963年生，现为复旦经济学博士 漫长，1967年生，现为复旦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1976年以后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在1949～1976年期间，中央政府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可能在其与地方关系的变革上迈出更大步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徘徊，也正是中央与地方的不稳定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使得从1976年开始的变革成为可能。作者总结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问题，特别指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之后随着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特征。 众所周知，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取得了辉煌的尽管是初步的成功。中国国民收入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1979～1994）高速增长，即使考虑到同期人口的增长（年均1.2%），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仍达9%。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中国梦寐以求的，中国太需要这样的成功，尤其是在1949～1976年经济的多次衰退和停滞不前以后。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经济遭受的挫折和现在获得的成功无不与中央处理其与地方关系的正确与否密切相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中央与地方财富的分配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活力。 　　一、非均衡的中央 地方关系：多级计划结构与多级财产结构 在中央计划经济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产权的收入，主要是企业的利润；二是来自政权的收入，主要是赋税。中央来自产权的收入主要依靠中央直属企业的上缴利润，而这又取决于中央直属企业的数量以及它们对中央计划的执行程度。一般来说，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央指令性计划的紧度做出消极反应和不利于中央的选择，这样看来，扩大中央管理的企业数目似乎应成为中央提高产权收益的主要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央计划资源分配是有限的，扩大中央与地方的直属企业的数量会在实际上给地方增加谈判的力量，中央在地方的企业越多，中央与地方在计划和物资分配中的摩擦成本就会越高，在争取政权收益方面中央与地方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越不利。但反过来未必总能成立。中央下放直属企业给地方，虽然直属企业的利润让一小块给地方并不严重威胁中央的财力，但也未必能增加中央来自政权的收入。如果是这样，那么尽管中央在下放直属企业后仍然可以保留对企业利润的绝大部分索取权，但中央的财政收入可能仍然要受到严重削弱。这一分析得到了下述经验的支持：在中国，1958年随着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88%（大约8100个）下放给地方以后，中央的财力受到严重影响，从一五时期的平均75%下降到70年代的50%左右，而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资金则从1957年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8.5%猛增到1960年的20.6%。 从中央计划当局的角度来看，各工业化发展目标（或者其它原因）着眼，那么计划的部门约简就未必能简化中央计划的复杂性和难度，反而给中央计划当局的协调和平衡工作带来压力，如果中央计划当局面临这种情况，就可能在计划方面采取下列选择：一是减少中央各部门控制的所谓基层计划单位，将中央的部属企业下放给所在地方政府管理以减缓中央部门计划的复杂程度与压力；二是重新调整已有的部门范围，尽量减少部门之间的关联和摩擦，以有利于中央计划当局对部门协调工作的实现。 在考察中国计划管理体制从1959年到70年代末的历次大调整时，除了要看到下放中央部属企业可能有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动机以外，必须注意到这几次大规模的企业下放，实质上也是对计划的各部门约简未能减轻中央计划当局的负担而做出的反应，不然就难以解释中央部属企业在1957年到70年代末曾六次收放的原因。尽管每次下放企业的规模不一样，但稍加分析便会发现，每次中央下放直属企业给地方，都没有将来自这些企业的收入下放给地方；相反，企业下放给地方，但中央仍保留着对这些企业的绝大部分的收益索取权。例如，即使在最盲目的大跃进时期，中央仍然控制着下放企业利润的80%。 中国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的多级计划结构导致在计划经济中形成中央与地方、条与块以及企业多头控制等计划权结构与产权结构相互摩擦和互相作用的博弈局面，不仅给整个经济带来极为不利的体制环境，而且给后来的体制改革也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弊端。 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计划管理体制的认识尚不够深入。只看到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