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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农业经济考察 　　农业经济是指以种植业和由种植业提供饲料来源的家畜饲养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一种经济形式。农业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建立在谷物农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亦不例外，中华文明的形成就是以高度发展的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在文明起源、形成以及早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农业体系，即黄河流域以粟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和长江流域以稻作为主的水田农业。本文所言的中原地区是狭义的中原，即整个河南省及晋南地区。该地区属黄河流域，是以粟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区，在距今7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该区域的原始农业已经形成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仰韶文化时期，农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至龙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为这一时期晚期文明的形成及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本文探讨的时间段是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1)，是原始农业开始兴盛和全面发展的时期。下面笔者拟从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阶段性、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因机制、农业与文明形成的关系等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阶段性探索 　　 　　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以及作为农业补充的渔猎等方面，而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农业生产工具因属于手工业部门，故此不在再赘述。 　　粟和黍是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旱作农业的代表性作物，但关于这两种农作物的起源以及发展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据统计，中国史前出土粟和黍的地点已有50多处，单发现炭化粟粒、粟壳及粟的谷灰就有40多处，这些地点又以黄河流域占大多数(2)。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及黍的发现(3)。就黄河流域而言，这些粟及黍的发现多见于陕西地区，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福临堡、元君庙、扶风案板等，而本文研究区域的河南和晋南地区发现较少。 　　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中期遗存发现有粟粒，同时拣选出数粒炭化的稻米籽实(4)。渑池班村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3037灰坑中发现有大量的粟和黍的炭化籽实(5)。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ⅠH210中出土有黍的籽粒，其龙山文化早期遗存ⅠH187中出土有粟的籽粒(6)。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文化虽未出土明确的粟和黍，但1978――1985年在陶寺遗址采集到的炭化谷物标本，经测定主要是小米，即粟(7)。龙山文化的洛阳王湾遗址和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8)。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四期的一件陶鼎出土有约半斤的炭化粟粒(9)。新砦文化时期的新砦遗址浮选出了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粟、豆类等(10)。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有炭化的粟粒和稻粒，而且在一些陶器上见有麦穗和稻穗的图案，形象逼真(11)。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果实及种子，种类有粟、黍、大豆、小麦、稻、大麦等，其中以粟的出现率最高，占样品总数的40.4%；黍次之，占25.0%；小麦也占有一定比例，比稻的比例还高(12)。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炭化粟粒，甚至还发现有炭化了的粟窖藏H417、H525等(13)。另外，大河村遗址出土有粟和高粱等栽培作物的种子，但其时代不祥(14)；在晋南万荣县荆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有粟和高粱，但是属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因出土层位不详不得而知(15)。 　　由以上简述可知，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发现是比较少的，各个时期仅有一到二处遗址，最多也就三到四处遗址发现有农作物。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农作物遗存属植物遗存，不易保存，因而难于遗留下来。二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多的目光关注在陶器、墓葬、建筑等明显的遗迹现象上面。我们相信，随着植物考古学的发展，这方面会有较大的改善和突破。第三，其他相关学科介入较少，如农学、遗传学、动植物学等，致使有关农作物的研究比较薄弱。即使如此，中原地区这一时期还是发现有以上多处重要的农作物遗存，而且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各时期均有所发现，且无缺环。可见中原地区属传统认为的旱作农业区，同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有多处稻作遗存。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见表一）。就分布而言，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等都有发现。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在早期小城内的西区房址周围的灰坑中也浮选出了大米粒(16)。从文化年代上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等均有所发现，未见有缺环。就品种而言，除不明品种的以外多是粳稻，已是比较成熟的栽培稻。 　　随着种植农业的全面发展，作为农业经济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的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