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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御赐赏牌背后的故事
2016年4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来到我所在的单位(吉林省四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老人自我介绍姓金,老家双辽市郑家屯人,现住于长春市郊双阳区。此行目的是能否联系上我市一个名叫张哲的作者,称其与张哲收藏的宝物“宣统御赐赏牌”(图一)有很深的渊源。
老人自述,直奉战争时期,其父亲是东北军一名军官,因枪法好,为人仗义,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和信任,在张从东北进入华北,并打败其他各路军阀从而进入北京后,其父母也随其入京,并结识荫昌一家,两家关系日益融洽,荫昌为人八面玲珑,可谓政坛“不倒翁”,在光绪、宣统两朝都是权倾朝野的要员,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任总统的几届民国政府中仍然权势显赫,炙手可热。
“入京一年后,我大妈(注:老者父亲的发妻)突发急病去世,父亲便把当时两岁的姐姐寄养在荫昌家。大妈在世时与荫昌夫人来往热络,夫人也十分喜欢姐姐。因此在大妈病故后,再三要求把姐姐留在身边,我父亲因为过的是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活,行踪不定,把姐姐留在荫昌夫人身边也很放心,加之荫昌原配夫人膝下无子女,也有心收养姐姐为义女。后来张作霖失势要退回东北,父亲曾去荫昌府上要求接回姐姐,荫昌夫人十分不舍,姐姐也又哭又闹不愿离开。无奈,父?H就把年幼的姐姐留在了荫昌家。征得父亲同意,荫昌夫人认姐姐为义女,直到20岁回到长春完婚,才离开荫昌家。这时荫昌已去世多年,年迈寡居的荫昌夫人视姐姐为己出,给姐姐的嫁妆和礼物十分丰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银质赏牌,荫昌夫人交代说,这是荫昌当年就任陆军大臣时,宣统皇帝赐给荫昌的。荫昌获此赏牌后十分钟爱,为佩戴方便,特意让管家去银匠铺装上环链,经常佩戴,以此为荣。荫昌夫人一再叮嘱姐姐好好收存,作为纪念。”
老人回忆说,还有一面梳妆镜,背面画一位漂亮的满族仕女(图二)。“当时姐姐给父亲带回很多大头(袁世凯)、小头(孙中山)银圆,还有两双银筷子(图三),和一枚黄色的小金锭(图四),我是姐姐同父异母的弟弟,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姐姐和这么多财物,心情很激动,姐姐当时送给我一件盖上有四个孔的红釉(郎窑红)蟋蟀罐(图五)。上述东西至今还在我手中,让我纳闷的是,不知道张先生从何处得到宣统御赐赏牌这枚宝物的?如能见到张先生,也许就能知道失散多年的姐姐的下落。”
“我记得,姐姐嫁给当时一个李姓官吏的子弟,家住长春市内。“九一八”事变后,父亲退役在老家赋闲养老,1947年解放军围困长春,与姐姐家的联系就断了。城破后至今已有60多年了,也没有姐姐一家的信息。为了方便进城寻找姐姐,父亲特意将家迁到长春市郊双阳,多次进城打听姐姐一家的下落,只得到一个信息说:伪满洲国倒台后,多数人员都被遣返回老家,至于姐夫老家在哪,当时不是很清楚。2015年,我偶然翻看一本《收藏》杂志,看到了宣统御赐赏牌的文章,得知作者在吉林四平。您是四平市文物部门领导,我想一定能知道张先生的地址。”我一听,马上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张哲先生是梨树县人,他因撰写《梨树县出土编钟之断想》一文,与我相识,“宣统御赐赏牌”的发现是他对四平市文物保护工作做出的特殊贡献,也为宣传我们英雄城四平出了一份力,他就住在四平市铁东区。张哲先生接到我的电话后,马上就打车过来和金老先生见了面,时至中午,盛情邀请我们去吃午餐,在“李连贵熏肉大饼店”边吃边谈了两个多小时。
张哲先生详细谈起了收藏这件赏牌的过程。“1988年‘五?一’前后,一个乡下三十多岁自报姓李的年轻人先后两次来到张先生当时工作的县城,张哲当时在县城收藏圈小有名气,第一次年轻人只带赏牌前来变卖,要价200元。当时一块袁大头才5块钱,因为要价高,没有成交。年轻人走后,张先生深感后悔,主动送上门的好东西没留住,实在是遗憾。不久得知,年轻人又拿着赏牌到别的收藏者那里变卖,都被以赝品为由拒收。又过了大概半个多月,年轻人第二次来找张先生,这次除了赏牌外,还带了一件用红木镶框的镜子,说是奶奶结婚时从北京一个很有钱的干妈家一起带回来的。年轻人说自己孩子小,经常拿赏牌摆弄玩,彩色丝带已经弄丢了,最近家里遇到困难,于是就想把它变卖。对于年轻人的第二次出现,张先生觉得很意外,但心里却暗自高兴。心想,这回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煮熟的鸭子再飞了”,于是仔细看了一下赏牌,确信是上次带来的东西,又瞟了一眼镜子后面满族少女靓丽的画像,断定两件东西都是老物件,经过协商,最后,以当年4个月工资将两件东西留了下来。临走,年轻人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他的奶奶还活着,说什么也不会让他折腾(变卖)。”出于对两件东西的关注,张先生打听了一下他的家庭概况,了解到他家是“文革时”从长春下放到本县的。须知“文革”期间,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是不会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听完张先生的回忆,老人家才知道失散多年的姐姐已经离开人世,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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