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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组织犯罪性质再论和预防治理措施 　　摘要：目前在各国之间仍然对邪教的宗教性存在广泛激烈的争论，区分邪教性质犯罪和邪教犯罪对认清邪教本质有巨大作用。针对两种性质的犯罪，提出相关的治理方案，一定程度上控制和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邪教 预防 对策 邪教的宗教性质一直为世界各国的法律、宗教界所争论，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国文化的差异以及对信仰所持的不同态度。在西方多数国家，由于不存在法学和政治意义上的邪教概念，所以很难找到与汉语对应的邪教一词，西方人一般不把任何自愿而不违法的宗教信仰称为“邪恶的宗教”，以免压制他人宗教信仰自由之嫌。而中国官方则是从法律角度对具有潜在危险性的邪教进行认定，即对邪教组织的社会危害性作了明确规定。关于邪教的解释只言及冒用宗教名义，而忽略或者淡化了本身就带有宗教性的邪教组织，同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上了气功以及模糊化的“其他名义”[1]来说明其外在特征 。可见，中国邪教中的“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邪恶的说教，是便于组织者对信奉者精神控制后，实施犯罪行为的邪恶势力。可见，我国否定邪教的宗教性质态度十分明确，那么在邪教被有关部门认定之前，其团体是否归属于宗教？因为团体的特殊性，其性质不同于普通的个罪，但又不能以邪教犯罪定罪量刑，该阶段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对邪教的形成有何影响？ ▲▲一、邪教性质再讨论――区分邪教犯罪与邪教性质的犯罪。 邪教犯罪是指刑法第三百条所规定的犯罪行为，邪教性质的犯罪则是有关部门未确定该组织为邪教前，该组织实施带有类邪教犯罪的，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分别体现在五个阶段中： （一）萌芽期 组织成立初期影响力不大，危害性不强，甚至有合法社团资格。制造毒气杀人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其教主麻原彰晃在1989年8月在东京取得了“宗教法人”资格，该教曾为享有免税特权的合法宗教团体。利用合法的机构认可作为保护伞，进一步发展壮大。另外，组织在形成之初，一般尚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 （二）成长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壮大，组织内部结构日趋完善，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各教徒各司其职。例如，陕西耀县农民季三保于1989年初创立的门徒会 （在湖北等地又称“旷野窄门”） 内部设有总会、大会、分会、小会、小分会、教会、教会点等7级机构。“主神教”成员分为“主神”、“在上主”、“四活物”、“七天使”、“省权柄”、“县权柄”、“各级同工”7个等级。此期间，为了扩充人数，聚敛钱财，多以牟利性的犯罪行为居多。 （三）成熟期 犯罪意图进一步得以体现，组织者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对信奉者加强控制和洗脑，表现为越来越多种类的犯罪行为，以至于社会危害性到相当程度时被认定为邪教，此时则为完全的邪教组织形态。 （四）后成长期 为利用邪教进行犯罪活动，表现为更强烈的，更多种形式的与社会政府对抗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如：组织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围攻殴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哄闹党政机关等。 （五）消亡期 邪教组织被国家严厉打击取缔后归于消灭。但是，往往在消灭后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具体表现形式为组织内骨干成员对邪教组织的演变，承继或另行建立。例如呼喊派骨干赵维山自封为“能力主”，要求信奉者聚会时改称呼喊派“常受主”为新教“能力主”。又经国家打击取缔后又演变出“实际神”又名“东方闪电”等派系。 可见，邪教犯罪即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存在于成熟期以后，因此，存在于萌芽期成长期的邪教性质的犯罪只能按其他各罪的标准认定。因为国家对邪教的评价和定性的滞后性，前两阶段之犯罪，即使带有邪教性质也不可归咎于刑法第三百条之规定。应该明确的是，邪教性质的犯罪，应承认其宗教性。因为在组织成立初期，或多或少吸收一种或者几种已存在的正统宗教的教义，有的基本符合宗教大部分特征，甚至有积极向上的成分，犯罪意图也未完全显现；有的则是由当代新型宗教蜕变或衍生而成，可能包含有极端和反传统怀疑传统的特征。在萌芽期和成长期，国家并不能干涉群众信仰的选择，也不能因为无法辨认其究竟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异端邪说而干涉其成立发展，更加不能就宗教性质的组织中成员有个别情节轻微的案件而认定其为邪教组织。对于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打着宗教旗号行非法之事，则法律必须予以限制。在萌芽期、成长期，教徒的个别刑事案件可以作为普通刑事案件处理，但是当教徒中发生群体性、有规模、有社会危害的行为，而行为的犯罪动机是根据该团体的教义做出，且犯罪目的的最终受益者为该宗教性质团体，此类刑事案件则转变为邪教性质犯罪。邪教性质犯罪社会危害性小于邪教犯罪，终不属于邪教犯罪，所以必须按照刑法中其它罪名来归罪。当一个宗教性质组织脱离“善良”的主旨，逐步走向反社会、反人性的道路，作为宗教的权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