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诉求看《二月花》.docVIP

从价值诉求看《二月花》 　　何雨生创作完成的小说《二月花》为读者描述了发生在特殊岁月的故事，整篇小说由“文学社”“大会堂”“宣传队”三个部分组成。作为一部由三个篇章构成的小说，读者如何才能准确地理解作者寄寓于小说文本之下的丰富情感是需要我们秉承严谨的态度加以处理的。众所周知，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是与特定时代的话语环境紧密相关的，当我们试图从价值观念审视一部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都广泛地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关系的结构呈现多样化以及丰富性”[1]。由此可见，从价值诉求的层面审视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极有必要的。 一、《二月花》中价值诉求的历史嬗变 文学是特定话语环境中孕育的语言表意系统，它将内心深处不易察觉的思维活动以诗的语言呈现出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它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人生存在状态和价值诉求的独特内涵，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2]因此，当读者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他所洞悉的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小说文本，而是作者试图借助于小说文本向世人阐释的他所理解的世界。由于文学作品营造的世界经过了读者的二度创造，这就迫使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去审视一部作品的价值内涵。 在《二月花》中，作者在小说先后描写了“文学社”“大会堂”“宣传队”三个部分，不同的人物先后登场，向读者展示了极为丰富多彩人物群像。“文学社”中出现的乔木、张纸、周开盛以及围绕在乔木身边的众多女朋友，他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社”。 文学社不能算是厂里的正式机构，估计连民间社团也算不上，化工厂除了常规的科室车间外，还有篮球队、宣传队、青年民兵之家、计划生育协会等社团组织，其中有些部门尽管成年累月也不见得活动一次，但在厂里也是正儿八经的有牌子有班子、有组织、有章程，而且制度上墙的。而文学社不算，甚至一段时间它还只能偷偷摸摸地猫在地下活动。 “文学社”并不能算作工厂里的正式机构，不仅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更没有被认可，只能是“偷偷摸摸地猫在地下活动”。就是在这样一个机构中，乔木等人找到了尽情抒发心中情感的场所。这里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价值诉求的对立、冲突：一方面，工厂等各种机构虽然拥有合法的身份，却没有开展任何形式有价值的活动，这样的机构仅仅是某些人展现话语权力的舞台而已，并不能真正展现参与者的个体诉求；另一方面，以各种不同身份加入到“文学社”中来的人们在“文学社”中找寻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虽然他们创作的诗歌略显幼稚，但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最为真实的声音。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识到《二月花》是通过不同人物群体的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来表现主题的。这一点在“大会堂”“宣传队”中得到了印证。在“大会堂”中，人们的情感核心是围绕着电影中“亲嘴”的镜头展开的，当绝大多数人沉浸在“亲嘴”镜头的幻想中，王才有做出了超越他人的“僭越”举动。从本质层面而言，他的行为和其他人并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只是表达个体欲望的手段不同。当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诉求被现实社会压迫到趋向一致时，他们仍旧可以从践行目标的手段中表现出些许差异。 同样的情况在小说《二月花》的第三部分“宣传队”中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三丫头的行为已然超越社会的普遍规则，成为众人眼中的“另类”。他的价值诉求就是为了“宣传队”的工作，为此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以至于他和四月之间的婚姻具有了“柏拉图式性爱”的色彩。小说《二月花》的三个篇章分别描述了三种不同模式下人们价值诉求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比使读者领略到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 二、价值诉求的语言表达 当笔者将小说《二月花》中描写的三个篇章进行适度分析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在单纯的人物、简单的故事之后不仅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维表达是与特定时代的话语背景紧密相关的。因此，当我们从作者所展现的不同人物之间价值诉求的话语背景切入小说文本就会意识到，“文学中的意义，即是文学文本中所流露出的情感和思想等一切东西，离开了语言，意义将不存在；文学中的语言，即是按照可以生成某种意义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符号系统，离开了意义，语言将变得不可知”[3]。 从中不难看出语言作为小说基本构成要素的突出地位，所谓“语言表达”，落实到小说文本中就不再是单纯的话语表意系统而已，它已然演变为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审美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小说的价值诉求与小说主题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逻辑联系。 在《二月花》中，“文学社”“大会堂”“宣传队”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文学社”中，乔木、张纸等人沉浸在诗歌的世界中不能自拔。尤其是诗歌朗诵会上的诗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后来麦田空了 所有的麦子都回了家 只有一群觅食的小鸟和拾麦的孩子 我沉着地看着这一段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