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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男性同性恋的存在特点作者 彭楚涵指导教师：赵冬摘 要：由于历史环境与历史原因的差异，中国古代同性恋的特点在历朝历代各有异同，笔者大致将其分为了“平等与不平等”、“政治与非政治”、“主流与非主流”以及“民间与非民间”四组特点。同性恋在中国古代的生存环境是宽松的，人们对于同性恋的认识也是普遍宽容的，这与现代有所不同，也很值得现代人思考借鉴。关键词：中国古代；男性同性恋；同性恋史一、概况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社会文化中存在了几千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自先秦至明清，同性恋都作为一种基本的行为模式存在，并且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面貌。在远古时期，我国同性恋现象就已初露，经过秦汉的承延，六朝的浮荡，隋唐的和缓，进入明清之后尽显。总的来说，同性恋的发展贯穿了我国的历史。近年来，同性恋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也逐渐提上议程。因此，我们更应该观察和研究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中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利于我们在今天更客观的看待同性恋问题，也有利于推进我国同性婚姻立法进程。二、特点自先秦至明清，我国古代同性恋的存在特点可以分为以下四组来讨论：（一）平等与不平等 在远古时期的氏族社会，人类的生活状况是很难具体考察的，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残存遗物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蛛丝马迹。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同一时期其它各大洲的同性恋存在情况推测出我国在原始社会应该是存在同性恋的。并且，这一时期人们认为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利于团结整个部落，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也是不反对甚至鼓励的。可以说，远古时期是中国同性恋史上双方关系最平等的一个时期。除此之外，魏晋时期的“君子之交”和各朝代都存在的民间的部分同性恋关系也是双方比较平等的。大致从夏朝开始，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奴隶主与奴隶身份差异巨大。根据《战国策》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定：在夏、商、周时代，有些奴隶主会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轻而易举地占有一些奴隶作为男宠，以满足他们放纵的嗜欲。与远古时期平等的男男关系不同，笔者认为，这样的“占有”是对自己财产的一种使用方式，与性别关系不大。君臣断袖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同性恋关系。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史书中都或直接或隐晦地记载了帝王和幸臣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笔者认为，这样的关系其实和帝王与后妃的关系有一定的相似度，并且是不平等的。虽然许多幸臣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仅是“男宠”，比如西汉时期的霍去病和卫青，即使被司马迁列入了《佞幸传》，也不能改变他们是大将军的事实。但是君臣地位的差别导致了双方关系的不平等。即使魏王盛宠龙阳的时候能够欣然分桃，但一旦龙阳年老色衰盛宠不再，魏王想起当日的事情也只能看到龙阳大不敬的一面。与龙阳君命运相似的还有弥子瑕、韩嫣等。另一种不平等的同性关系是利益驱使下的同性关系。根据宋代的陶榖等人的反映，在整个宋代，社会上都有比较公开的男娼活动。与女子为妓只能依靠声色生存有差别，男子为妓不遑是一个依靠声色积累一定的成本再自谋其它出路的跳板。还有一些人并不是职业小官，他们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和他人发生性关系之后，凭借这种断袖之谊获得一些不固定的好处，也有一定的卖身成分。而从《闽都别记》中可以看出， 在古代的福建，“贫者之父母兄弟不以契弟之称为可耻，而反以夸荣里党”，还有商人为了利益不惜将自己的亲属抵押给人当契儿。这样具有交易性质的同性关系，自然也是不平等的。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在奴隶制时期和封建时期，我国古代的男性同性恋关系多是双方不平等的。（二）政治与非政治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同性恋的发展进入了“外宠”时代，此后的各个时期的正史中几乎都有关于帝王幸臣的记载，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魏王和龙阳。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宠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势力。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有一些“外宠”本身出身高贵，比如弥子瑕、韩嫣等，他们依靠自己身份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并且仗着自己和君王的亲密关系骄奢淫逸；第二是由于君王任人唯色，把一些政治才能不足的人安放到重要位置，董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顽童”乱政和国君任人唯色的适当之举，导致了当时的卿士和嬖宠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先秦时期存在，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专作《佞幸列传》一卷，班固《汉书》也有《佞幸传》，皆写西汉幸臣。而《史记》和《汉书》中所记载的大约15位幸臣中，未得善终的至少有8位。然而，他们的结局除了与当朝正臣的反对有关之外，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们与外戚势力的矛盾。在对于涉及国家政治的君臣男风，孔孟曾表明过批评态度。同样，墨家和法家也持有类似观点。然而，笔者认为，帝王的同性恋行为之所以遭到多方反对，并不是因为性取向的问题，而正是由于其政治性。当帝王的言行与政治扯上关系，就不在是帝王的私事了，董贤下场凄惨，杨贵妃也在劫难逃。清代有同性恋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