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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之译者创造性的反思 　　摘 要 根据翻译学的定义以及‘翻译本质是创造’的理论，本文一方面肯定了创造性转向是翻译研究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提出创造性转向下对译者的新要求，并针对当下存在的观点质疑翻译研究之译者创造性转向的未来。 　　关键词 译者 创造性 未来 　　一、引言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翻译，人们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但是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James Homles提出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概念后才开始的。Holmes还提出了翻译学研究的两种重要形式：其一是翻译本体研究，其二是翻译学研究方法和模式的研究。（黄希玲，2012）而对译者创造性的研究就是对翻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它是对翻译学进行研究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对译者的创造性研究，顾名思义有两个研究重心，一个是译者，一个是创造性，当然创造性隶属于译者，译者除了创造性还有其它别的性质，在这里把它们先分开后统一的形式来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晰具体地了解翻译学，并能从本质上剖析翻译学，透视翻译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翻译研究中有些学者提出了另一个术语：“创造性转向（the creative turn）”。Eugenia Loffredo和Manuela Pereghella（2006：1-2）揭示过一个事实：翻译正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按照其“创造性”的特征被重新思考和定义。这一视角从一方面肯定了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其内在创造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预示了翻译学研究方向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在这些改写中，创造性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译者作为体现创造性的载体其思维过程同样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翻译研究的“译者创造性转向”之必然 　　翻译的本质是创作，创作来源于译者，因此翻译研究对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关注、对译者翻译过程的关注、对译者和译作关系的关注是必然的。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其实不是一个新概念。很多著名学家对其价值和重要性都有丰富独特的见解。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让?帕里斯（Jean Paris）撰写的Translation and Creation一文，就把译者放到跟艺术家很相像的地位，认为“译者是一件艺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而艺术家则是现实的创造者”，从而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价值。（谢天振，2013：110）我国文学翻译家郭沫若、茅盾、瞿秋白、朱光潜等对翻译的创造性都有所论述。在罗新璋（1984：498）编写的翻译论集中就提到郭沫若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茅盾也认为，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因此，“这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就完全是必要的。”（罗新璋，1984：511）因此，从文学的角度看，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是必然的。 　　西班牙哲学家、作家奥忒伽.伊.伽塞特（Ortcga y Gasset）说：翻译是把“不可想象的东西变成可以想象的东西，把乌托邦变为现实”，这就意味着翻译是创造。如果没有创造，“乌托邦”如何变成“现实”？（桂乾元，2004：26）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创造性其实是译者在翻译这一行为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而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基本的属性，所以译者创造性是社会的必然产物，如果没有这种主观能动性，翻译学研究也将是空谈。因此，从哲学的角度看，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是必然的。 　　创造性是译者翻译行为中的灵魂。没有创造性译文就会过于死板和僵硬，使得译文偏离原文甚至与原文相悖甚远。思果（2001：3）关于译者创造性在《翻译新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关于翻译“one”这个词的例子，“Only one person came. ”能译成“只有一个人来”。但“one Sunday” 就不能译成“一个星期天”，因为中文习惯说“有个星期天”。 “I don’t mind who will become the President； it is all one（to me）.”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就应当译成“不管谁做总统；我看都一样。” 　　三、“创造性转向”下的译者要求 　　（一）译者的核心地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核心地位也可以从以下定义看出，我们国内对 “翻译学 ”的性质和研究范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1）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学科（韩子满，1998：20）；（2）翻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要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维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活动中人际交往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并指出翻译学研究的属性可以被认为是对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