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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作者：葛兆光 2 福科（Michel Foucault）《权力的地理学》，中译文见《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睿人译，时报出版公司，1999。 4 应当承认，有时候，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空间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是会引起一些问题的。 5 甘怀真《东亚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史学方法的探索》指出，有两种「自国观点」，一种是中国的，「中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即预设中国（的领域空间内）自古以来即是一自我完成的文化整体，故中国史研究的各项目可在中国的历史空间内探究而得」，一种是韩国的，「以追求历史中的自国成立为目的，即欲藉各种历史证据证明韩国自古以来即为独特的一国」，其实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内部都有。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4月8日。 6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以上参考陈家秀《区域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之关联──探讨宋代成都府路》第四章《新视野、新角度──宋代区域研究》，46-73页，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 8 参看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他指出，「在帝国时期，地区之间的不同，不仅表现在资源的天赋或潜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发展过程所处的时间和性质方面」，所谓「发展过程所处的时间和性质」有点儿类似通常说的「社会阶段」，他把帝制中国分为九个地区，显然暗示着不同地区分别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能以一个「中国」来描述。此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242-252页，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9 Peter K Bol: The Multiple Layers of the Local: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Defining the Local，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4月8日。 10 冈元司《宋代の地域社会と知──学际的视点からみた课题》，载伊原弘、小岛毅编《知识人の诸相──中国宋代を基点として》，勉诚出版社，东京，平成十三年。 11 小岛毅《地域からの思想史》，载沟口雄三等编《交错すゐアジア》，《アジアから考える》1，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 12 顺便可以提到的是，这种注意空间范围的研究视角，也同样出现在艾尔曼（Benjamin Elman）关于清代考据学是否只是一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论述之中，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3 滨下武志在其名着《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提到过去的研究，常常把「国家以及由他们相互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但是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被包容进去」，而他所要当作历史论述单位的，就是这个在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地域」即「亚洲」，中文本，朱荫贵等译，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4 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02。 15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弘文堂书房，1923；参看五井直弘《东洋史学与马克思主义》，载其《中国古代史论稿》，58页，姜镇庆、李德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五井氏指出，随着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激发了日本当时的东洋史热，矢野的这种论点越来越流行，例如《世界历史大系》（1933-1936年，平凡社，26册）和《岩波讲座东洋思潮》（1934-1936年，岩波书店，全18卷）就是这一潮流中的产物。此期间，又相继出版了池内宏《满鲜史研究》（冈书院，1933）、冈崎文夫《支那史概说》上（弘文堂书房，1935）、桔朴《支那社会研究》（日本评论社，1936）等等，均多少有这些观点的影子。 16 矢野仁一《大东亚史の构想》，31页以下，东京，目黑书店，1944。 17 明治以来日本「亚洲」论述的风气，可以参看竹内好编《アジア主义》，特别是书前的竹内好《解说：亚洲主义的展望》和书末所附的《亚洲主义关系略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