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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剃发论文清末民初剪辫论文 摘要：清初的剃发是政府的强制政策，这是在一种在野蛮外力压迫下的强行改变，由于这种外力是满人在掠夺政权时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层民众大都具有反抗心理，极少数甚至没有人愿意配合；而清末民初的剪辫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下层群体改变旧俗、接受新发式的自发行动，并不是政府的强制措施。因此这两次易发虽说都是两个政权交替时在文化风俗上的改变，但却有本质上的差别，出发点不同，采取的方式不同，当然结果也是不同的。 一、清初入关的剃发政策 早在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入主辽东地区后就已经开始对被征服者实行强制剃发收养政策。在他看来，是否剃发是鉴别“被征服者”顺与逆的首要标志。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得满洲贵族变得骄横不可一世，他们沉浸在胜仗的喜悦中，只顾得炫耀本民族的强大实力和自我感觉良好的“高贵”民族感，全然无视汉人的传统心理和对明王朝的“忠心”。天命三年努尔哈赤进攻抚顺，首先将军人作为首剃对象，后攻下辽阳，“趋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惯不杀，与会河东之民无留髢老矣。”[1]多尔衮于顺治二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占领南京的捷报后就下令“各处文武官员，尽命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2]十天后又晓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3] 清朝统治者将是否剃发作为前朝遗民与旧王朝的割裂态度，民间却将这一暴行概括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种强行改变汉人原先信仰、风俗习惯等的蛮横手段激化了清初的民族矛盾，由此直接导致了从反剃发运动向反满运动的演进。 二、清末民初的“剪辫”政策 清末民初一共经历过三次剪辫风潮：洋务运动时期、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剪辫运动。洋务运动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外交往的逐渐扩大，一些想要“开眼看世界”的人把眼光投向了“辫子问题”，认为要想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就得从“头”开始改变。由于这时期派去国外的留学生因辫子问题遭受异样眼光和羞辱，所以这种“金钱小顶”的发型便成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障碍。这种情况下，剪辫无疑成为想要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人关注的焦点。 维新运动兴起之后，清政府内部的开明人士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这一问题。1989年，康有为率先提出了剪辫问题，他向光绪帝上呈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写道：“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我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去之无损，留之反劳。”[4]由此看来，康有为十分重视阻碍中国人思想文化前进的辫子问题，故他主要从机器与辫发的关系来阐述剪辫的必要性，中国要想强大并同世界接轨，就必须要在机器生产上有根本性变革，而中国人的长辫子恰恰会阻碍机器生产，另外留辫也不利于美观、卫生等。这样说来，在维新运动时期剪辫是势在必行的。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人为了达到反清革命的效果，就将剪辫问题纳入到革命之中，并以此作为革命党人参与革命的标志。这一时期的革命党人将“辫子问题”政治化，并以剪辫来表明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虽然各地剪辫情况有所差异，但他们均将剪辫运动作为反清革命兴起和拥护民主共和的标志，认为剪辫是光荣的、与时代接轨的，故时人盛行：“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5]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人大多对剪辫运动是推崇的，或者抵触感并不十分强烈。 三、两时期易发之比较 清初剃发政策在性质上是清统治者对汉民进行的一次从身体到心灵的强制征服政策。这一政策对清统治者来说正是政权交替时从风俗文化上对汉民统治的开端，他们认为只有先从身体开始征服才能进一步的将心归顺。而对于被征服的汉民来说，他们均是明朝移民，对朝代更替之事并不十分抵触，朱明王朝末期已残破不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有人来“拯救”他们。但清军入关之后的强制剃发政策同样让他们饱受煎熬。另外，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在强大的汉民族面前或多或少会有心理差别，因此在满人夺取政权后会极力从各个方面显示他们的“优越感”，文化高压政策就是他们从内到外改变明代遗民的手段之一。 清末民初剪辫政策在本质上也是一场在改朝换代过程中的政治运动。由于辫子是清朝统治的象征，因此要推翻这一腐朽统治必然要从辫子开始，即便是以“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为目的的洋务